現代人已經認知到癌症是種自古以來便存在的疾病，微妙的是考慮到這種疾病在現代社會的影響與文化意義，回顧歷史會驚訝的發現，比起傷寒、霍亂、肺結核、黑死病等傳染性疾病在歷史上長河中的陰影，癌症所引發的關注竟是如此之少。當然還是有一些我最喜歡的瑣碎歷史（我都開玩笑管這些叫廢料，沒有不尊重的意思，只是我針對個人偏好的自嘲用語）。
比如西元前二六二五年埃及多才多藝的高官印和闐，所撰寫的醫書表示癌症沒有療法。大流士之妻阿托莎罹患乳癌，接受希臘奴隸戴莫西狄斯建言讓他動刀切除，活下來的她建議大流士放棄原定的東征計畫，轉而西征希臘，因為戴莫西狄斯想回家，人類歷史因此劇變……太驚人了。
還有1990年古代病理學家，殺到秘魯南部阿他加馬沙漠北緣，解剖了奇利巴亞部族墓坑裡的一百四十具木乃伊，在其中一具女性骨骸身上發現骨肉瘤的痕跡。但上面這些冷門豆知識更證明，癌症在歷史上真的沒留下很大的名聲。
美索不達米亞人談偏頭痛，埃及人講癲癇，聖經提到痲瘋病，吠陀經點名水腫還有管轄天花的女神，肺結核更是滿地滾。但癌症？相關記載還是有，但不多，而且對比其現代意義，更是意外的不太引人注目。這或許跟古代人平均壽命不長，可以活到癌症好發年齡的機率也相對較小有關。
無論如何，來到近代以後，情勢逐漸改變。醫生與科學家都開始關注起這種複雜的疾病。我喜歡作者在書中強調的一個觀念，也就是關於疾病名稱，也就是命名這件事，會如何改變人類的認知與想像。
現在人們知道白血病與白血球不正常增生有關，但血癌曾被錯誤描述成「血液化膿」，導致無數科學家往錯誤方向研究，尋找根本不存在的隱形寄生蟲和細菌。於是試著將之正名為「白血病」的醫生維蕭，哪怕乍看之下只是重新下個自己覺得比較貼切的名字，但影響卻非常深遠。
二戰後美國公共衛生改善，讓傳統的傷寒和霍亂等傳染病案例變少。新款抗生素產量大爆發，也讓原本的不治之症肺結核獲得控制。伴隨壽命延長，癌症開始被視為醫學上最重要的敵人。
1903年出生的悉德尼．法柏最初是走病理科的醫生，在兒童醫院工作的他出版過經典驗屍教科書，在這領域有著一定地位。但幹了二十七年以後，他有天決定自己也想治病，而且要挑戰治癒不治之病，首要選擇是白血病這個可以清楚「計算」的癌症。
在那時代想知道腫瘤狀態多半只能切開人體看一看，但白血病只要抽血檢驗就可以了，非常符合法柏的需求。關於該怎麼治，他剛開始的想法是使用葉酸。1920年代英國醫師研究印度工人的慢性營養不良時，發現大部分工人，尤其是產後的女工都嚴重貧血。
我喜歡作者行文時的淡淡幽默，提及此段時他表示：這是另一種殖民魅力：先在某種人口中創造悽慘環境，再拿它來做社會或醫學研究。咳，書再來是寫1928年英國醫生露西．威爾斯發現針對維生素B12無法解決的貧血，可以用英國的酵母醬解決，後來證明重點在於葉酸這種微量營養素。
葉酸是DNA的關鍵元素，也是細胞分裂時的要角。法柏想著也許白血病和缺乏葉酸有關，於是弄了一批葉酸來，結果反而讓受試者的病情開加速器（那時代不用給病人簽藥物實驗的同意書，有時醫生甚至沒跟家長講就做，更別提孩子了。紐倫堡宣言是1947年起草的，但法柏顯然當時完全沒意識到這件事）。
顯然葉酸不行，那如果用可以阻止葉酸作用的葉酸拮抗劑呢？結果這個有用，而且效果十分神奇。雖然只能緩和病情幾個月，白血病便會捲土重來，但以當時醫療專業面對白血病的絕望程度，真的是幾個月也行。
更重要的是，如果能進一步搞清楚有效是為什麼有效，無效又是為什麼無效，那治癒癌症肯定不再是夢想，應該啦。法柏做的正是這樣的夢，然而想實現這個夢需要很多錢，於是一場對癌症甚至疾病史影響深遠的政治運動即將開始。
小羅斯福身為小兒麻痺病患，在第二任的總統任期主動成立基金會，並推動支持團體的作法，最後募得大量的小兒麻痺研究經費，更促成第一劑小兒麻痺疫苗的研發與面世，法柏希望白血病也有同樣的機會。
他和新英格蘭綜藝會合作募款，以一位化名吉米的淋巴瘤病童為宣傳重點，展開一場影響力驚人的超級宣傳募款活動。廣播、棒球賽與慈善晚會，由於募款很成功，法柏得以脫離長期視他為異端並加以排擠的兒童醫院（晚一點再打化學藥劑？再晚，唯一需要的化學藥劑就剩防腐劑了），成功創立自己的兒童癌症診所。
（附帶一提，很多年來連法柏基金會都以為，吉米早在很久以前就掛了，但實際上吉米活了下來。當然法柏本人知道這件事，他聖誕卡一路寄到自己死去的1973年。但在之後吉米繼績過自己的人生，直到1997年他姊妹主動寄信告訴戴納 - 法柏癌症中心這件事。
他真正的名字是艾納．葛斯塔夫森，長大後成為卡車司機，整個家族每年都會捐錢給吉米基金會，而且很確定那無數的吉米傳說內容是真是假。五十年後吉米在盛大的歡迎場面中回到基金會參與活動，本書把這段寫得非常動人。其實根本不知道他的疾病為何緩解，但這事仍然十分有象徵意義，這是希望）。
不過回到事發（？）當下，有診所是一回事，治病是另一回事。法柏醫生意識到他需要更多可能性，也就是更多藥物，這自然也代表更多的錢。這時候瑪麗．伍達德．拉斯克出現了，她出生於1900年，是在商業上呼風喚雨的女強人，擁有極其良好的政商關係。
當她在1939年與廣告公司洛德湯瑪斯、極具才華的總裁亞伯特．拉斯克結婚後，影響力更是如虎添翼（附帶一提，亞伯特．拉斯克正是引爆趨勢裡提到的那位，用廣告改變了人類刷牙習慣的人）。已經擁有財富自由的瑪麗，決定踏入公眾運動的領域。
她在成長過程因為疾病留下無數黑暗回憶，加上母親的死，更讓瑪麗決心成為對抗疾病的先鋒。她說服自己丈夫協助，亞伯特則與她分享經驗，計畫如何擴大政治遊說和募款的規模來改變國家甚至世界。瑪麗和亞伯特都是絕佳的行銷人員，輕輕鬆鬆便成就相當的募款規模。
她如何與同伴一同滲透，逐漸掌握內部話語權，成功騎劫溫吞擺爛的紐約美國癌症防治協會，並將之魔改為超級宣傳機器與壓力團體的過程令我印象深刻。但光有錢和聲量不夠，她得找到能配合的醫生，而一個有才能、有熱情也有野心的醫生確實存在，法柏等瑪麗這樣夥伴已經很久了。
這兩人一拍即合，打算以國會與全國輿論為舞台發起聖戰。
當初讀戰勝愛滋：一段永遠改變醫療科學的故事時，我就對病友團體如何發起社會運動，逼使藥廠合理定價的過程印象深刻，而實際上愛滋病友團體學習的對象就是對抗癌症的運動。
在那個二戰剛結束的時代，美國科學研究方向其實有過一場重要辯論，那就是國家究竟該把資源集中在基礎研究還是計畫性研究。二戰某方面而言是一場計畫性研究的武鬥場，聲納、雷達、可偵測無線電的炸彈、兩棲坦克、化學武器、在睡夢完成所有實驗我是說救生法、破解軍事密碼，還有最重要的曼哈頓計畫。
當時的人們不禁陷入某種迷思，也許計畫性研究比較聰明，我們應該多訂一些計畫，然後專心朝目標衝刺。但曾任科學研究發展處首長的萬尼瓦爾．布希不這麼想，他發表一篇深深影響杜魯門的文章，強調了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
二戰之所以能有那麼多計畫性研究成功，是因為此前幾十年間的基礎研究累積了大量成果。更不能忽略的是，那些幾乎都是歐洲研究出來的成果，嚴格說起來全是進口貨。而一個國家如果想繼續強大，便應該要有蓬勃發展的基礎研究才行。
但當然這個當時成為主流的論點，和法柏與瑪麗想要的不同，他們想要的是針對癌症挹助巨額經費的計畫性研究。更多藥物、複合式療法、還有大量實驗。1969年以瑪麗為首的拉斯克幫，開始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更在華盛頓郵報上登載給尼克森的信，那是一個喚起人們對癌症恐懼與對抗心理的廣告。
陌生的外來種不再是恐怖片主角，從內而外吞噬人類的不明物體成為1970年代人們內心恐懼的主流，而美國人應該要一起站起來向向國家爭取更多經費。在成功的政治運動呼喚下，民眾開始寄送大量信件，希望國家能拿出全力對抗癌症。
為此提出的法案迅速衝過參議院，而心繫選舉的尼克森則親自上場壓著眾議院通過妥協版本的癌症法案。但當然現在人們都知道，計畫性研究用在癌症上面其實還為時過早，在那年代人類甚至不知道罹患癌症的原理是什麼。
更糟的是這個法案雖然帶來了巨額經費，研究者卻沒有能夠靈活運用的自主權。站在明眼人拉斯克幫視角可以清楚意識到，關於癌症的計畫性研究，我們現在窮得只剩下錢了。結果在這次盛大的政治運動結束後，法柏和瑪麗的力氣也像煙火一樣美麗但迅速消失。
瑪麗退出前線，法柏回歸醫學研究。乍看之下兩人在政治上的努力像白費功夫，可事實上整個過程徹底改變了疾病與政治的關係，並為往後其他疾病團體確立標準的行動方針。
當然這結果有好有壞，放到現在病友團體有時會成為藥廠的圈錢工具，或者對抗FDA監管的破城槌。甚至此類團體也可能為了私利，結果反倒為社會帶來負面影響。但回歸初衷，是這場運動讓病人終於得到發聲權，只要運用得當，這總可以拯救許多原本可能不被重視的人命。
而同時間，癌症研究仍持續行進。
希臘人對流體力學很有研究，水車、活塞、活門、腔室和水門，一整套源自灌溉和運河工程的水力科學革命，在阿基米德的浴缸吶喊達到顛峰。連帶相關概念和意向也延伸到希臘的醫學和病理學，讓希波克拉底開發出以血液、黏液、白膽汁和黑膽汁為基礎，追求相互平衡的體液原理。
在這套理論裡，黑膽汁鬱結被認定是引發癌症的理由。將體液理論發揚光大的蓋侖，有認知到癌症會擴散的本質，所以傾向認定手術無效，也極度不鼓勵動手術，這論點影響了西方醫學很長一段時間，某方面而言這個錯誤其實救了很多人。
因為在麻醉藥和抗生素出現以前的外科手術，呃，想像在一個昏暗髒亂的小房間，把病人用皮帶綁起來，再用生鏽的手術刀直接這樣這樣、那樣那樣……會死，真的會死，這實在太容易把病人搞死了！
即使到了外科醫生不再等於理髮匠的時代，手術刀掉到地上撿起來繼續用，也曾是理所當然的事。一直要到麻醉劑和抗生素發明以後，手術才逐漸成為現代概念中的形狀。
但當然，想讓手術成為正軌，首先得要突破基督教與蓋侖體液理論的限制，這需要很多醫學系學生勇敢的半夜到墳場……咳，事情是這樣的。1533年巴黎大學的新生維薩流斯，已經準備好要成為偉大蓋倫的繼承者，直到他發現教學院裡的示範用屍體、呃，屍塊、呃，腐敗中的碎肉根本無法幫助學生理解人體。
好吧，身為一名行動力強大的醫學系學生，他決定自修，方法是到附近的墳場尋找骨頭和屍體並製作解剖圖。看到這邊我忍不住在心裡吐槽，請問法國的醫生都跟他一樣，喜歡半夜去墳場偷屍體嗎？不過總之他偷得很有價值（欸）外帶充滿聖誕精神，為了分享這份知識，他還找了畫家來繪製高級人體繪本。
結果就像達爾文出門旅行幾年回來破門一樣，維薩流斯本來也想證明蓋侖的理論是真的，但他切著切著發現……呃，黑膽汁在哪裡啊？以這份疑惑為出發點，越來越多學者發現體液理論充滿想像的成分。
切下去才會知道人體實際的樣子，不用說知道得越多，手術的可行性也會變得更高。然而切歸切，如果沒辦法避免術後感染，那刀開得再好還是會爆炸。十九世紀法國化學家路易．巴斯德靠著營養肉湯（並不是）確認了細菌的存在。
1865年蘇格蘭醫生李斯特推測，說不定傷口化膿的理由，跟肉湯因為細菌而腐敗的理由是一樣的？李斯特因此回想起自己曾在鄰城，看過垃圾工用一種氣味不錯、含有石碳酸的廉價液體清洗垃圾。
不知道腦內線路是怎麼接的，總之他開始在手術後用石碳酸糊敷在傷口上（把清洗垃圾的用料塗在病人身上在他看來似乎理所當然，沒問題），結果還真的開發出一種抗菌的成功方法……嗯，很好，現在我們知道怎麼切，能抗菌，連乙醚都發明出來了，從1850年開始，切！
癌症治療至此迎來新章，再來要開始進入根除性乳房切除術橫亙女性身心一百年的故事。首先要聲明，現代醫院施行的根除性乳房切除術，是一種經過改良的版本，那跟以下介紹的並不是同一種技術。
為免累贅我不打算在以下每個根除性乳房切除術的前面加上「傳統」兩個字，不過還是提醒一下。現代醫院施行的雖然也叫根除性乳房切除術，但那是經過改良的技術。
提到根除性乳房切除術，就要從威廉．史都華．霍斯泰德這位十八世紀中葉出生的醫師開始談起。雖然真要講起來他也不是這種技術的發明者，但無疑是將之發揚光大的人。
霍斯泰德聰明、優秀、積極而且執著，並將精力放在治療乳癌上。遺憾的是後見之明來看，他最主要的渴望並非拯救病人，而是如何以其優越技術跟乳癌這種疾病火拼。
那年代人類還不確知乳癌擴散的原理，但已經發現要是手術時切得太少，癌症也許會復發，有醫師開始呼籲應該要多切一點。身為積極的醫者，霍斯泰德也覺得應該要多切一點。
當時有人的多切一點是指把乳房下方的胸小肌一起切掉，但霍斯泰德覺得這太婦人之仁了，老子直接切胸大肌！然後他很快意識到切胸大肌也不夠看，應該更進一步切開鎖骨，把底下的淋巴結一起切掉，鎖骨上凹的那塊看狀況也一起一起。
很快女人的身體成為霍斯泰德與其徒子徒孫傑出技術的展演場，往頸部更深處切的有、除去鎖骨上方一連串腺體的有、切了前縱隔腔的有。在某個極端例子裡，有位婦女被切了三根肋骨與胸廓內其他部分，還有一側的肩部與一根鎖骨。
不難想像動完這樣的手術人會變什麼樣子，連霍斯泰德本人都承認自己的手術是種「肢刑」。病人事後將面對無法復原的身體變形，以及包括肢態變形、手臂無法自由伸展、嚴重水腫等各式各樣的副作用。但那又怎樣，重點是這樣可以活下去！
不過說是這麼說，是否真是如此，得要以科學精神檢驗才行。
人類現在已經知道乳癌甚至大多數癌症難搞的一點在於，一但擴散或轉移，就不是純粹手術可以解決的事。多切一點確實有助於治癒尚未擴散的乳癌，但問題是面對這種乳癌，根本不需要施以上面那樣的瘋狂切除。可對已經擴散的乳癌來說，實際上是就算猛切、用力切、史無前例的瘋狂切也不會有用。
以此為基礎，可以想見即使動了傳統根除性乳房切除術，也不代表病人就一定不會復發，而且就算沒復發，也會面臨終生不可逆的嚴重副作用。面對這種嚴酷的手術，醫界有人看不下去發起檢討，且讓我們探究一個關鍵問題：究竟被施以這種馬戲團般瘋狂手術的病人存活率如何？
好吧，幾個月後她們是還活著，但遺憾卻不意外的是長期來看數據不怎麼好看，七十六個病人中只有四十人逾三年仍存活。不過霍斯泰德當時已是學界大佬，桃李滿天下每個都以自己很會切為傲，他有那個權力無視反對自己的聲音，實際上他也真的無視。
霍斯泰德繼續宣傳根除性乳房切除術實際上不該只切腋下，各位紳士，勇敢的切進頸子裡，把那裡面清空吧！不過霍斯泰德畢竟是聰明人，當各家數據越來越明顯、甚至自己的數據也一樣時，他漸漸意識到傳統根除性乳房切除術存在著很瞎的地方。
顯然病人的存活率與術前乳癌有無擴散比較有關，有沒有「切得夠徹底」並非真正的重點。但即使如此霍斯泰德也不打算承認自己很瞎，他只決定「我不跟你們玩了」。老了以後的霍斯泰德有點算是裝死，他還是不承認根除性乳房切除術有問題。他只是轉移注意力到其他部位的手術，而且再也沒寫過關於根除性乳房切除術的論文。
哪怕這是他賴以成名的技術。
遺憾的是即使「師尊」如此，但1891年開始，傳統根除性乳房切除術的概念仍然繼風賣流傳全美，而且刺激所有外科醫師的英雄主義。不是只有乳癌，而是只要癌症那就用力切。病人預後好不好、癌症能不能治癒都不是重點。外科醫生只負責動手術，唯一的責任也就只有動手術。
每種癌症都有自己的根除術，先不提子宮頸癌有「全骨盆臟器剜除術」（費力到醫生得要中場休息、更換位置），攝護腺癌卻只開發了全攝護腺切除術，實在也太差別待遇（不過持平一下的話，攝護腺因為周圍血管和組織很複雜，本來就不好動刀，所以光能切便是優質技術的展現。當然以霍斯泰德標準來看，既然都能切了卻不更進一步，簡直不知進取，只能說誰叫女人身上沒有攝護腺？）。
幾十年間「根除性」這字眼在外科醫生眼中，仿若帶有某種特殊的神聖性。其狂熱透過手上的手術刀展現，有些人應該比其他人切更多。儘管數據並不支持「根除性乳房切除術」，但人總是傾向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事，更別提這件事還關乎於自我證明的問題，實際上這種「技巧」直到1950、60年代仍然非常熱門。
二戰後放療、化療與荷爾蒙療法的技術逐漸成熟（這個下面再提），漸漸的曾經被視為癌症唯一解的手術這條路，開始有了「競爭者」。是的，雖然現代醫院專精這些技術的醫師會組成團隊對抗癌症，但曾經有段時間這些子領域互相PK得很厲害，不用說陣營主要分為外科手術與其他。
霍斯泰德畢竟是一位美國人，所以也是美國醫生最吃他的理論。出了美國他的論點比較沒那麼受重視，比如台灣人熟悉的那個經濟學家凱因斯的弟弟，喬佛瑞．凱因斯，就覺得根除性乳房切除術瞎到存在本身就很蠢。而且那是一種充滿惡意的愚蠢，因為結合放療與局部性手術的效果要好得多。
只是就像凱因斯覺得很多美國醫生很瞎一樣，這個很多美國醫生也覺凱因斯很瞎。幸好不是每個人都如此認定，比如名叫柯瑞爾的醫生儘管也是霍斯泰爾的徒子徒孫，但還是願意放棄在病人身上展現技術，轉而追求什麼作法對病人最好，比如局部性手術搭配多元療法。
但某方面而言，對那時候的醫界而言，這有點是信者恆信的問題。要想扳倒霍斯泰爾的餘毒，需要更堅實的數據，但在蒐集數據這關卡上反對者撞牆了。很少有外科醫師願意參與可能證明自己很白爛的研究計畫，一直要到1960年代一位名叫伯納德．費雪的頑固醫生頂著牛脾氣投入其中，而同時間美國女權運動也開始風起雲湧，才終於透出一線曙光。
是的，這群男醫生不可能主動投入這樣的實驗，但他們的病人可以。這是一個人們開始發現醫界會以人命為代價出槌的時代，而且倒楣鬼常常都是女人。用來控制孕吐和焦慮的沙利竇邁，被發現可能造成胎兒嚴重畸形下市。羅伊對違韋墮胎案也在此時出現，也凸顯州政府、醫學權威和女性身體自主權之間複雜的關係。
開始有女性覺得傳統根除性乳房切除術很瞎，特別是她們知道有其他可能性的時候。「寂靜的春天」的作者瑞秋．卡森就拒絕根除性乳房切除術，知名記者貝蒂．羅琳與羅絲庫希娜也抓起筆加入陣容。
她們不請自來的參加醫學與外科會議，詰問外科醫生根除性乳房切除術的實際效果如何（可以想見當時與會者的感想，很可能是這群無腦的瘋女人）。開始有動人的文章在媒體上出現，女人開始問醫生，吶，有必要對我做到這種地步嗎？你是在救我，還是只想自己爽？
1967年，費雪成為「國家乳癌與大腸癌輔助性治療計畫」（NSABP）的主席，開始一場大規模實驗。當然招募病人參與實驗不是容易的事，要求霍斯泰德的徒子徒孫勸告自己的病人參與實驗，更是不可能的任務。最後費雪甚至得往加拿大尋找參與者，最終花了整整十年才收集到資料。
1981年，研究結果終於公佈，經受傳統根除性乳房切除術、單純性乳房切除術、腫塊切除術搭配放療三種醫療安排的病人，在乳癌的復發、緩解、死亡和遠處轉移的比例根本一樣。可是接受根除性乳房切除術在肢體上受到的催殘，遠比後二者要多上太多太多，值不值得已有結論。
哪怕霍斯泰德在世時已經開始對自己曾經引以為傲的技術閉嘴，但實際上從1891到1981年間，他的徒子徒孫繼續興高采烈的切了一百年。約有五十萬名婦女接受根除性乳房切除術，她們原本不需要經受如此極端手術造成的痛苦。但為了成就男醫生的英雄主義，她們得終身忍受畸形的身體。
這是醫學史上黑暗的一面，
看著全乳房切除術的歷史，儘管實在不太可能百分百證明（但也許已經有人做過研究也不一定），但我不免想著這種強調醫生個人技巧與英雄主義的醫療手段，之所以會毫無節制的理由之一，恐怕與患者是女性有關。
在根除性乳房手術的故事裡，最終醫界仍然透過自我質疑成功改革。但回顧歷史可以發現，相關數據很久以前就有人試著提出，總是有人懷抱反對立場，相關實驗也許可以更早也更順利的進行。於是我忍不住想像，假如那一百年間女性醫生的比例可以拉到和現在相近，那這種瘋狂的手術或許根本沒辦法活上一百年，而這無疑說明了多元觀點的重要。
1895年10月，倫琴發現了X光的存在；瑪麗．居禮夫婦隨後提煉出鐳，放射線的力量開始為人所知，但很快的放射線能催毀生物細胞的事也為人所知。閱讀本書時我難免在心裡吐槽，癌症專科醫師顯然是一群，只要發現有什麼能破壞細胞，馬上就會心癢難耐想著要拿來對付腫瘤的生物，這無疑是種職業病。
誠如人們現在所知的，放射線療法確實有用，問題只是出在放射線也可能催生更多的癌症。瑪麗亞．斯克沃多夫斯卡．居禮便因為長期接觸放射線罹患血癌，第一個使用放射線治療癌症病人的醫生葛魯比後來也罹患多種癌症。
1920年代負責混合鐳染料的鐘錶工廠女工「鐳女郎」，在嚴重的癌症摧殘下只得到遲來的正義。而我們還知道曾經有一段時光，還存在著照X光來護膚的瞎事。但當然現在這些都過去了。人類現在對放射線訂了嚴格的劑量標準，希望能在藉助其力量的同時，不至於受到太多傷害。
這點化學療法也一樣，話說在讀我的焦慮歲月時，我一直很好奇為什麼有抗憂鬱症藥劑的原始開發用途其實是染料。畢竟說到染料我腦中就會浮現第三世界，重金屬污染鄉村與變色河流的畫面，然後就覺得更謎了，為什麼會想到要從染料裡找新藥？
該書沒有說明這點，但總覺得這已經超越拿洗垃圾用料敷傷口的境界了（真的？）但讀了本書我才知道理由。話說工業革命催生出了現代紡織業，產量提升了自然得想辦法刺激銷量。
多樣化選擇與新產品的推出，能帶來以生產刺激銷費的效果。而布料嘛，最直接簡單的新款當然是不同顏色，應該很多人都有過包色的衝動吧？古早時代用植物和礦物等自然材質替布料染色，不難想像這很貴。現代人有現代人的玩法，實用化學在十九世紀誕生，人類馬上發明一大堆有助於染色的化學藥劑。
1856年18歲學生威廉．柏金發現的笨胺紫（然後他19歲就成為倫敦化學學會的研究員，還好他是男人，不然可沒這機會），可以用便宜價格染出以往昂貴美麗紫色。這馬上帶來一場大發利市的熱潮，歐洲布廠簡直為這些合成染料瘋狂。
只不過日不落帝國就是日不落國，由於海外殖民地眾多，所以英國工廠能以相對便宜的價格取得天然染料（然後產出的布再傾銷回殖民地，超爽），自然沒有窮盡一切手段開發化學染料的必要。
相較之下德國登入世界棋盤的時間比較晚，等它登進去時大多數殖民地已經被分得差不多了，所以便宜的天然染料（以及除此之外所有需要熱帶農奴大量生產的原料）根本都沒它的份。既然如此那德國人只能由國家帶頭全力點化學，實際上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回頭看，二戰（含）之前德國在實用化學領域成果會如此輝煌的原因，因為划算。
如同本書一路看下來的感覺，人類就是種沒有節制的動物。所以想創造新染料的德國科學家，就這樣在實驗室裡瘋狂製造燒瓶裡的小人、咳，我是說燒瓶裡的化合物。實際上他們未免做太多了，做到根本沒有人力和經費，能搞清楚這一大堆東西到底有什麼效果，而且即使如此依然繼續做下去。
這是關於像倉鼠的科學家的故事。
不過當然早晚會有人想到可以挖寶，或至少剛開始碰巧挖到寶。人們不知道1878年，二十四歲的醫學生保羅．艾利許是不是為了畢業努力掰論文題目，但總之他冒出拿染料染生物細胞以方便觀察的念頭，並覺得研究怎樣染更符合學術需求是個好主意。
結果一染下去不得了，本來按常識想應該染下去一片紅通通，反正會變明顯就好了，結果沒想到染下去竟然只有部分紅通通！？這不科學，呃，好吧，這很科學，只是需要合理解釋。顯然艾利許用的染劑會因為細胞中化學物質的差異，進而區分要不要讓那部分變成紅通通。
這表示這些人工合成物會和生物細胞產生某種作用，而這是很有意思的發現。實際上艾利許之後又發現，某些毒素進入動物體內後，會和另一些毒素結合並停止活化，是的，這正是將來的抗體！
未來某一天艾利許會利用馬血提煉白喉毒素血清，還會成立自己的實驗室，搭火車談起生物細胞和化學分子的作用講到同行學者都睡死。他會開始在染料工廠裡成千上萬的化合物之間挖寶，找出抗菌素錐紅（疾病結合顏色，又一個影響醫學史乃至於文學史的命名概念）和對梅毒有效的撒爾佛散，外帶拿到諾貝爾獎。
諸君，這些東西的發明者一開始可都希望它是好染料！
正是看到這裡我瞭解了，啊，這就是為什麼人類會從染料中尋找抗憂鬱藥物的原因。該怎麼說呢，謝謝你們的白老鼠？只不過雖然艾利許的偉大夢想是找出可以治療癌症的化合物，但這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而且直到他過世前都沒實現。
事實上弔詭的是此事的真正突破口，其實是戰場上的生化毒氣，如同帕拉賽爾蘇斯說過的，藥就是毒，人類的救命之道乃從殺人之道上延續而生。那些原來為了染料全力全開的大公司比如拜耳，在二戰前期都投入軍事科技，不用說他們做了很多有毒的東西比如芥氣。
一戰與二戰都發生很多恐怖的故事，讓人類意識到這些化學生物兵器有多恐怖。於是癌症醫生的職業病也隨著這些恐怖故事發作，能殺死健康細胞的，應該也可以殺死癌細胞！前面提到的法柏故事是化療之路的開始，而這條路上還有很多很多的參與者。
1955年四月，剛進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員艾米爾．佛萊萊赫（Emil Freireich）走進自己的辦公室，結果發現該死他的名牌寫錯了，變成艾米爾．佛萊（Emil Frei）。一肚子火走進去的他看到另一個研究員，結果那個研究員說艾米爾．佛萊是我，你的辦公屋在隔壁。
看到這段時，我想的是多美好的BL開場（爆）當然這只是妄想，實際上這是化療領域的重要時刻，性格互補的兩人將為癌症治療這個領域打下一片新江山。透過白血病的例子可以得知，即使化學療物一開始有效，但到頭來白血病還是會產生抗藥性。
所以，也許該嘗試的是同時使用多種藥物，但這些都是劇毒怎麼辦？嗯，好吧，有時真的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各種多元複合性化療的實驗於焉展開，而且實驗者開始意識到，藥物用到頂也許是個不得不然的選項。
可該怎麼說呢，這種實驗很難被接受，因為以當時的醫學知識而言，這看起來像是在屠宰病人，光提出可能就有政治問題。也是此時，1956年同樣在國家癌症中心工作的李敏求和羅伊．赫茲的絨毛膜癌實驗，從另一個角度為化療延伸了可能性。
絨毛膜癌是一種光看形容就讓女性頭皮發麻的癌症，它是胎盤的癌症，會從異常妊娠的胎盤組織上長出，再迅速轉移至肺和腦，接著便是致命時刻。也就是說，先是懷孕出事，再來個超惡性腫瘤，然後人就死掉了。
老實說李敏求會跑到國家癌症中心是為了逃避韓戰徵兵，本來打算得過且過的混日子，直到有天晚上值班努力穩定一位末期絨毛膜癌患者的病情時，才突然起了興趣。他當時有聽說過法柏的葉酸拮抗劑，又覺得快速分裂的胎盤細胞和白血病細胞，也存在相似之處，既然如此，何不死馬當活馬醫，我們來試試看？
嗯，試下去的結果竟然很成功，癌細胞分泌的荷爾蒙沒了，腫瘤也消失了，人看起來什麼都好，研究者也超開心。但這件事的畫風從這裡開始轉變，那就是雖然癌症表面上看起來消失了，旦血液裡還是驗得到一種叫HCG的蛋白質。
哪怕療程結束時數值已經變得很低，但數字還是在那裡，接下來身為一個醫生，李敏求有兩個選項。一是「管他的反正看起來癌症已經不見了我成功啦」，又或者「感覺哪邊怪怪的我一定要跟它拼到底」。很多人會選前者，但李敏求名留青史的點在於他選了後者。
既然HCG、也就是絨毛膜癌所分泌的荷爾蒙量還是在那裡，李敏求決定拼了。儘管已經看不到腫瘤，照樣繼續為病人施打甲胺喋呤等藥物，每天跟數據搏鬥到HCG量終於歸零為止。但這樣的醫療手段卻讓NCI的管理委員會抓狂，迅速以人體實驗過當為名炒他魷魚。
後見之名來看李敏求才是對的，儘管已經看不到腫瘤，但只要荷爾蒙還在便表示癌症也還在。幾年後較早停藥的病人都再復發，而當年一路打劇毒打到數據歸零的病人則達成真正的治癒。李敏求之後到其他醫療院所工作，NCI則在1960年才逐漸意識到，跟數據抗戰到底才是治癒癌症的不二法門。
李敏求丟了在國家癌症中心（NCI）的工作，但達成了成人癌症史上第一次的化療治癒。同時在正想來場大的佛萊萊赫眼中，自己和李敏求是同病相憐的衰鬼，所以當時還跑到李敏求家慰問他（附帶一提李敏求後來到另一間醫院工作，職涯沒受很大影響）。
不過雖然李敏求離開了，但佛萊和佛萊萊赫的化療之路沒有中斷，各式各樣的新藥持續誕生中。之前的保守實驗方法無法應付這種級數的需要，而病人的死亡率依舊擺在那裡。這時醫學史上偉大的貢獻者，也就是無數小白鼠再次派上用場。
超密集多元的用藥方式對治療癌症更有用的事實，透過動物實驗得到確立。而佛萊和佛萊萊赫也下定決心，他們一定要推動那個同時用上四種藥物的終極白血病療法實驗，也就是VAMP。
目的是藉由四種高劑量藥物混合，接下來讓病人拼命的療法。遺憾的是這實驗最終結果就和法柏經歷的類似，剛開始病情有了舒緩，但癌細胞卻逃進大腦。基於保護大腦和脊椎的「血腦障壁」，也就是一個緊密的細胞屏障，化療藥物無法進入大腦。
於是大多數的受試驗者還是死去，VAMP與國家癌症中心的蜜月期也就此宣告結束，這回換佛萊和佛萊萊赫在觀感不佳中決定走人。但往後包括淋巴癌霍奇金氏症和更進一步的白血病化療實驗會證明，VAMP的概念其實沒錯，問題只是做得不夠。
對比其他可能滿身亂跑的癌細胞，霍奇金氏症的特殊之處，在於它總是很有規律的一個淋巴結、一個淋巴結按順序滲透，簡直是癌症當中的強迫症患者。VAMP敗在血腦屏障之下，所以假如想知道高劑量的雞尾酒式化療混合放療究竟是不是正道，霍奇金氏症顯然是最佳的實驗對象。
搶在癌細胞進入大腦之前就可以見真章，事實也證明這種療程確實有效。同時間醫生也回頭審視VAMP，並不禁思考，會不會當初失敗的理由，是因為療程太保守，做得還不夠？結果白血病就和絨毛模癌一樣，得跟它拼了，殺不死你的，會讓你更強大。
混合四種不夠，六、七、八種更好。為了越過血腦屏障，得直接把藥打進神經系統，比如注射到脊椎神經液裡。即使如此還是不夠，還得對頭骨照高劑量的放射線。讀起來實在很恐怖，也難怪這個全面治療也被醫生喚作全面地獄。
但在放療結合化療的研究之路上，顯然這真的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問題，這次油門踩下去是對的（而且即使是VAMP也還是有讓部分癌症尚未轉移的病人完全治癒，看到本書作者去採訪當年的病患時的敘述，令人非常感動）。
李敏求治癒絨毛膜癌的手段，與佛萊和佛萊萊赫的VAMP計畫，都曾基於道德疑慮受到規範。如果從勝利者書寫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無疑是個迂腐態度拖延科學研究、並對研究者施加政治責任的故事。但看這段時我一直想起傳統全乳房切除手術，結果不免為這中間人權觀念的進步與更趨嚴謹感動。
在人體實驗上是否應該冒險並沒有萬用的正確解答，用後來是成功還是失敗來判斷當初的審查機制是否合理，我覺得是倒果為因的謬誤思考模式。人類對於實驗結果往往只能以後見之明來判斷，於是面對未知時本即應當謙卑以對，不能都不冒險但也不能缺乏制衡。
比較好的態度應該是盡可能建立起一套周延的審查機制（如同現在進行實驗一定不能少的倫理審查），盡可能衡平人權與科學研究二者的價值，並保留一定的彈性。同時間也不能忽略多元觀點的重要。實在不難想在全乳房切除術最為盛行的時代，倘若當時醫生的性別比能拉到現代水準，那這種集體走火入魔的醫療手段，至少可以更快得到質疑與制止。
關於人權，疑慮永遠是好事，寧可多疑多慮，也好過毫無反應。在武漢肺炎的年代裡閱讀這樣的故事，不見令人思考良多，好與壞的面向皆有其教育意義。而且即使化療和放療剛開始的實驗證明劑量要下夠才有用，但事情也很快產生走火入魔的一面。
劑量終究不是越高越好，但界限應該訂在哪裡？何時人類該更進一步，何時又該認清人力有窮而盡？到了1980年代，化療已經證明自己的價值，而且想要更進一步。霍斯泰德的陷阱於始終未曾遠去，把人類骨髓細胞全部毀滅再移植新骨髓的概念，漸漸成為一種美好想像。
這種想像不只出現在醫生的腦海中，病人的腦裡有更多。只要聽說有新藥，那不管有多毒、無論是否有效，只要是人總想搏它一搏。沒人想要當那個吃下安慰劑的對照組，畢竟這可是自己的命！
不可否認，死馬當活馬醫常常是極限狀態下的常理，面對行將死亡的病人，也許根本不需要實驗，反正藥物灑好灑滿就對了！實驗，您說說看，有哪個病人願意當那個對照組。現在可不是連自己病人都想吃好吃滿、打好打滿好嗎？
藥廠和醫生提不提供此類藥物給一般病人？保險公司應不應該給付尚未經過實驗證明有效的療程？法官對這些爭議又該如何下判決？用後見之明來判斷每件事都很清楚，但身處於未知的現場，無論哪一方都只能在盲目中掙扎著尋找當下最好的解答。
這既是醫療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更是社會問題，而且我覺得這種公眾焦慮並非無知，而是理所當然的自然狀態。當人性產生的情緒問題就是在那邊時，自然也該想辦法處理，無論是化解、安撫還是引導。站在菁英的立場斥之為愚蠢很容易，但也別忘記射出去的箭若回到自己身上時，那總是很痛。
當然處理完政治問題之後，人終歸得回到事實面，也就是這些藥物和療法究竟有沒有效，而化療的足夠究竟是指怎麼？關於此事我只能說，還好縱使霍斯泰德的陷阱還在，但至少醫學界現在知道那裡有個陷阱，多就是多，但就算是這個多仍然存在極限。
嚴謹的實驗有其必要，最終事實也證明，化療的劑量並不是越重越好。來到1990年代人們已經確認，有些時候終究只能放手。安寧療護便是同一時期開始漸漸受到重視的聲音，這段真的寫得很美，所以我摘錄如下：
「腫瘤學在1980年代還有第三種異議聲音，雖然這種聲音早已在癌細胞邊緣盤桓數世紀。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化療和手術都無法使晚期癌症的死亡率下降，因此這一代的外科醫師和化療醫師在無法治癒病人的情況下，開始學習（或重新學習）照顧與關懷病人的技巧。
這是一門欠缺規則且教人不安的課。安寧照護這種著重在症狀緩解和安慰的醫學分支，一直被認為是癌症治療的反物質，是其正面的反面，承認其滔滔不絕的成功為失敗。Palliative這個字來自拉丁文palliare，遮蓋之意，光是止痛，就好像是遮蓋了疾病的本質，掩住其症狀，卻沒有攻擊疾病。
1950年代一位波士頓醫師這樣寫道：「如果持續的疼痛無法藉由直接攻擊病理損害本身來解除……，那麼只能由手術干擾感官痛苦來達到緩和。」取代手術的唯一方法就是更多手術，以毒攻毒。如嗎啡和吩坦尼等強效止痛藥麻醉劑被刻意否決。
這位醫師繼續寫道：「如果不動手術，病人勢必會對麻醉劑上癮，身體會越來越虛弱，甚至會自殺。」這樣的考慮極為諷刺，因為霍斯泰德本人一邊設計根除性乳房切除術的理論，一邊也對古柯䶨和嗎啡上癮。
可想而知，推動維護臨終癌症病患理智和尊嚴的運動，當然不會來自只在乎治療的美國，而是來自歐洲，其創始人是西西莉．桑德斯（Cicely Saunders），她原本在英國是護士，再經訓練成為醫師。1940年代末期，桑德斯在倫敦照顧了一名來自華沙的猶太難民，因癌症瀕死的他將畢生積蓄五百英鎊留給她，遺願是要作「她家的一個窗戶」。
等到桑德斯在1950年代到倫敦東區探查乏人問津的癌症病房，這才親身體會到他如謎一般遺願的意思：看到癌症末期的病患既無尊嚴，也沒有人為他們止痛，甚至連基本的醫療照護都沒有，他們的生命有時是真確地被侷限在沒有窗戶的房間裡。
桑德斯發現這些「沒有救」的病人成了腫瘤科的賤民，在其戰爭和勝利的修辭中沒有任何地位，也因此被棄若敝屣，沒人理會，更沒有人放在心上。於是桑德斯重新設計一個名稱相反的學科：安寧緩和醫療（Palliative medicine），她避用安寧照護一詞，「因為照護一詞『太過柔弱』，在醫界得不到尊重。」她寫道。「或者該說使之重新復生。」
如果腫瘤醫師本身無法為臨終病人提供照護，那她就請其他的專科醫師，如精神科、麻醉科、老年醫學科的醫師、物理治療師和神經科醫師，協助病人無痛而優雅地死亡。她也要把這些垂死病人移出腫瘤科病房：1967年，她在倫敦成立了一家收容所，專門照護病入膏肓的病人，命名為聖克里斯多福，不是死亡，而是旅人的守護聖徒。
桑德斯的運動足足花了十年的時間才傳到美國，滲透了滿懷樂觀的腫瘤病房。病房裡的一名護士寫道：「反對為病人提供安寧療護的抗力極深，當我們向醫生建議不要再挽救病人的性命，留給他們一點尊嚴時，醫生連正眼都不看我們……醫師對死亡的氣味敏感，死亡就意味著失敗。征服：是他們的死亡，醫學的死亡，腫瘤的死亡。」
提供臨終療護需要無比的再想像和再造精神。醫藥界以不亞於測試新藥和外科療程的活力和細心，進行疼痛和止痛的試驗。結果因此推翻一些關於疼痛的教條，建立新的基礎原則。
在癌症病患身上同情且大量施用的麻醉劑，並沒有讓病人上癮，也沒有使他們惡化或自殺，反而減輕了病人會感到焦慮、痛苦和絕望的沈重週期。新的止吐劑則改善了化療病人的生活。
美國第一個安寧療護中心於1974年在耶-紐海芬醫院成立，到1980年代初，按桑德斯模式所建的癌症安寧病房在世界各地興趣：在英國最多，到了80年代末，當地已經有近兩百家安寧療護中心。
桑德斯不願承認這樣的志業是和癌症「對立」。她寫道：提供臨終關懷不該被當成獨立於癌症攻擊之外的負面作法，這不僅僅是無從想像且毫無報償的戰敗階段。在許多方面，其原則基本上都與其他階段的照顧和治療是相同的，雖然其報償截然不同。」
這同樣也算是認清敵人。」
然而敵人的面貌有時很微妙，在癌末病人身上施用大量麻醉劑具可行性，但問題出在癌末病人以外的疼痛這樣搞會有問題。西西莉．桑德斯促成英國的納寶藥廠，研發出第一種緩釋型嗎啡藥丸「美施康定」。這種藥丸讓許多癌末病人不需要再為了止痛被綁在醫院裡，仍然可以正常的生活起居。
但微妙的是納寶藥廠的真正所有人其實是薩克勒家族，後來這種緩釋型類鴉片止痛劑的技術，被轉移到同樣由該家族擁有的普度藥廠進行生產。剛開始還只針對癌症等級疼痛的領域行銷，但當美施康定的專利即將到期時，該家族授意開發以羥二氫可待因酮為原料的疼始康定。
事情接下來從這裡失控，為了追求更大的獲利，疼始康定被推廣到癌症領域以外的慢性疼痛。成功的行銷讓醫生相信確實沒有成癮問題，很安全劑量不需要上限。結果這種變成另類街頭毒品的藥物，到頭來造成無數成癮與死亡的悲劇。美好的初衷是如此容易失控，著實令人印象深刻。
當然對抗癌症，人們總還是希望看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故事，人類一百多年來都希望找到那個對準癌細胞攻擊的魔彈，比如關於荷爾蒙療法的故事。而有時找到這種子彈的過程……還蠻可愛的。
話說1927年，26歲的醫生哈更斯，剛畢業完成外科實習，就到芝加哥某家醫院擔任泌尿科專科醫生。因為那年代外科專業還沒建立起來，普遍覺得會切盲腸和淋巴結，就會切其他所有東西了啾咪。
哈更斯花六星期K完一本教科書，就很興奮的上工準備切病人。結果幸運的是那整個冬天他都超涼（顯然病人也知道不能讓他切W），涼到書都看完了沒事幹，實在太無聊便在診療間搞了實驗室研究泌尿系統。
他在狗身上收集攝護腺液，然後發現如果切了狗的睪丸，攝護腺就會萎縮。但如果他為狗注射外來的睪丸酮，便能有效防止攝護腺萎縮。這實在很有趣，唯一的問題是哈斯哈發現自己一直碰到有攝護癌的狗。雖然剛開始覺得很煩，但他還是很快意識到，沒了睪丸酮攝護腺會萎縮，那腫瘤呢？
答案是，服用雌激素抑制睪固酮對抑制攝護腺癌有用，開啟了賀爾蒙療法這個領域。啊，附帶一提，我不知道後來病人敢不敢來讓這位醫生切，但總之作者表示哈更斯這輩子在外科手術上的唯一創見，是開發如何在狗身上收集攝護腺液的技巧。
如同睪固酮與攝護腺癌的關係偶然被發現，1890年代蘇格蘭醫生畢特森也從農家去除母牛卵巢會影響泌乳和乳腺的事獲得靈感，嘗試切除乳癌患者的卵巢，果然發現腫瘤腫療會有一定機率變小。
三十年後人們才確知雌激素的存在，而且確認乳癌細胞有分ER陽性和陰性，ER陽性類型只要雌激素經阻斷便會縮小。但在那個化療正夯的年代這件事不受重視，也沒藥廠想投入。
事情直到1962年帝國化學工業公司想做避孕藥，卻做成雌激素阻斷器，也就是後來的泰莫西芬才有所轉變。等很久的醫生瑪麗．柯爾同意協助實驗，證明荷爾蒙療法在癌症上的效力。雖然當時還不確定原理，但後來經研究解明有些雌激素受體，也就是ER陽性的乳癌細胞，會受泰莫西芬的影響暫時縮小。
這是藥物、目標與癌細胞首次連成一條線。
雖然這類實驗無法為末期患者帶來治癒的希望，但腦筋靈活的柯爾馬上想到，那對癌症仍屬於初期階段的患者來說呢？1975年醫生波納多納已在歐洲證明，結合化療與小規模手術的治療效果驚人的好。1980年代關於以泰莫西芬治療早期乳癌的實驗啟動，迅速證明極其有效。雖說總個來說依舊沒能找到理想中藥到病除的魔藥，但戰線又推了一點點回去。
1775年，英國外科醫生波特發現，怎麼有一種少見的陰囊癌專門找上掃煙囪的孩子？當時大多數人都認定這是性病，但波特想把它弄個清楚明白。有趣的是他的研究不是專心切陰囊，而是從掃煙囪孩子的生活形態切入。最後發現陰囊癌的成因是長年藏在皮膚下的煙灰：致癌物。
但你如何要只能靠掃煙囪吃飯的學徒們遠離致癌物呢？答案是法律，十八世紀後期倫敦掃煙囪童工悲慘的境遇引發輿論關注，保護法律一步步的追上來。雖然波特沒有活著看見結果，但曾是流行病的陰囊癌在幾十年後終結。
意識到這件事，我們不免轉頭凝視另一個更加日常的致癌物，香菸。
香菸是致癌物這點現在眾所皆知，甚至基於各種影音作品，也讓不少人知道菸草公司曾經長期隱匿事實。不過該怎麼說呢，想像一個假設香菸是致癌物，就跟假設坐下會致癌一樣荒謬的時代，依舊是一件有趣的事，也能讓人就社會價值觀對人類認知與思維的影響再次產生深刻體會。
實際上一直有人主張菸草和鼻菸會致癌，但菸是種舒壓物，在壓力越來越大的現代社會，大流行簡直理所當然。十八世紀大英帝國中的菸草流通量越來越多，克里米亞戰爭讓參戰國士兵大量染上菸癮。而且顯然和越戰時期的海洛英不同，這個習慣跟著士兵回到國內並擴散開來，產生獨特的文化與社會意義。
正因為如此普遍本身又會成癮，所以身處這種日常的人們很容易對此視而不見。1947年英國政府的統計學者警告衛生部，肺癌的死亡率在過去二十年間增加了十五倍，接下來非常英國風範的，他們開了一個會來研究這到底怎麼回事。會議上想得到的東西全被提出來了，唯獨香菸。
好吧，找了這麼多專家來竟然還旦沒有答案，可見這事並不單純，於是委員會指派了知名的生物統計學家希爾來設計研究計畫，希爾又找了名叫杜爾的研究員幫忙。那年頭致癌物的概念並未深入人心，大家知道流行病會有病媒和病原體，但像癌症這種慢性病？別傻了。
但就算不被尊重，至少薪水確實有領到，於是兩人還是安定的辦事，開始進行各式各樣的生活史調查。統計篩檢過濾到最後的結果，不，還沒等到結果，本來有在抽菸的杜爾已經戒掉了。確認香菸與癌症有關之後，希爾和杜爾現在需要可以長期比對的數據。
而那簡直像自由之夏一樣，他們也找到一批現成的對照組，也就是英國政府為了國有化醫療中心，要求六萬名以上醫生註冊的資料：只要清單上有醫生死亡，登記人就會接到通知，還外帶詳細的死因。
嗯，很好，他們設計了一個五分鐘就能填完的問卷灑出去，獲得四萬一千零二十四份回函。他們再把回函的醫生分成吸菸組與不吸菸組，每當這些醫生中有人死亡，他們就和登記單位詢問確認死因。最後發現從1951年開始統計的29個月間，所有因肺癌死亡的人全部吸菸。
這連數學都不用算，香菸就是致癌物。
同時間美國也有年輕的醫學系學生溫德，被一位支氣管癌死者全黑的肺嚇到，瞬間意識抽菸顯然不是好主意。但和英國不同，美國衛生署長不想甩他，溫德便自己找上名言是「穿尼龍絲襪也有同樣效果（使肺癌病例增加），又是個老菸槍的胸腔外科名醫葛蘭姆。
葛蘭姆會幫這個忙，是因為他剛開始覺得香菸會致癌根本不可能的事，既然如此那倒不如親自參與實驗證明沒這回事。但當然就像希爾和杜爾一樣，溫德與葛蘭姆也發現香菸會致癌。
接下來的故事一般人就比較熟悉一點，香菸公司透過行銷與公關想辦法模糊焦點，指責相關研究不夠公正，解讀數據的手法有問題（喔，多麼令人熟悉的說詞）。同時菸草業務的遊說團體也組成一個菸草業研究委員會，還找了個優生學者來當會長，企圖把風向導成得是得肺癌的人自己基因不好才會生病，而且誰能百分百證明抽菸和肺癌的因果關係？
確實，就像很多人都曾經聽過的什麼，活在山上一輩子抽菸的原住民老伯伯，還是活到九十幾歲都很健康的故事一樣（但又有多少人是一輩子活在山上的健康原住民老先生？）。關於癌症很少有百分之百的事，對此英國學者希爾大膽引入流行病學的判斷標準，將之應用在致癌物上面。
證據已經一翻兩瞪眼，理論上政府該動起來了，甘迺迪總統將平衡菸草業與醫學界的艱困任務交給自己的衛生署長泰瑞。當時的美國衛生署沒什麼資源與話語權，理論上他可以裝死，又或者提出一些不痛不癢的呼籲與報告。但顯然他骨子裡還是有些很硬的地方，所以最後的結論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他找了十個專家來，花了一年做了超級嚴密的調查報告，再次證明抽菸會致癌。接下來又極度明智又或者說機車的，找了個股票休市的周末把報告丟出去，一瞬間這件事成了國內的重大頭條新聞。
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以此為契機，打算對付菸商的不實廣告，並發動在商品及廣告強制標示警語的策略。大驚失色的菸草業馬上衝向自己養的政客，結果到頭來國會果然是慢慢的把這個政策搓掉。畢竟只要被問難道要再來一次禁酒令嗎？接下來很多人就會自動軟腳。
但菸草公司這招做得實在太難看，難看到引人注目。1967年律師班薩夫用公平原則，也就是所有公共廣播媒體都得公平提供正反兩方意見相同播出時間的法律，向聯邦通信委員會（FCC）申訴一家紐約電視台的香菸廣告多到不成比例。
本來班薩夫對回應不抱期望，誰知道FCC的審議長早就不爽香菸廣告很久了，於是發函同意這個看法。這下班薩夫直接向法院控告電視台，而且一路打贏到最後，民眾總算開始在電視台上看見香菸會致癌的真相。
1970年代末，菸草業者撐不住了，主動從大眾傳播媒體撤除廣告，連帶的那也成為香菸消耗量最後的高峰。因吸菸罹癌的病人開始控告菸草公司廣告不實，誤導消費者對真實危險性的瞭解。
相關訴訟菸草業者不見得會輸，同時卻得在訴訟中被迫揭露內部文件。菸草公司的總裁得上法庭做證，然後講出一些超瞎的話，比如說李吉特公司的總裁戴依被問到，為什麼公司花了五百萬美元證明香菸可以讓老鼠背上長瘤，卻繼續對也會導致人類罹癌這事裝死時：
律師：這個實驗的用意是什麼？
總裁：要縮小老鼠背上的腫瘤。
律師：和人類的健康福祉毫無關聯？
總裁：是。
律師：所以是為了拯救田鼠或老鼠？你們花這麼多錢要拯救長腫瘤的老鼠？
相關官司的判決或許會讓原告方失望，但前撲後繼的官司終究讓菸草公司意識到好日子已經結束了。1997年美國四十六州和四大菸商簽署大和解協議（MSA），從此對菸商的商業行為、遊說行為與社會責任進行嚴格規範。
微妙的是，這個協議反過來把負擔不起相關成本的小菸商趕出市場，最後大者恆大。同時間躲在協議底下，菸商可以繼續賣他們具爭議性的產品，同時在美國以外的市場，菸商仍可以快樂大行其道，而且照老方法把政客處理好。然後因為這個協議而變貴的香菸，實際上羊毛出在羊身上，吸菸者得花更多的錢來失去自己的健康。
我覺得香菸的故事某方面而言像另一個版本的毒品合法化故事，都涉及公衛、社會、成癮、明顯可見的健康破壞。當然現代社會對吸菸者自由意志的尊重，遠比吸毒者要大得多，可吸菸這件事的弔詭程度卻不比毒品好到哪裡去。最終不免再次意識到，人類以為可以接受和不能接受的事彈性其實很大，而如何把這種傾向導向好的一面，值得更有智慧的思考方式。
除了香菸之外的致癌物還很多，比如石棉，比如其他疾病。1966年布隆伯格確認從西非游牧民族身上找到的B型肝炎病毒（HBV）可能造成肝癌，注射疫苗則能有效防止這件事。
1979年澳洲醫師馬歇與華倫，發現胃潰瘍病人的取樣上存在藍色物體，並進一步確認這種幽門螺旋桿菌才是胃炎真正的原因，長久感染則可能導致胃癌。使用抗生素可以有效除去這種細菌，即早治療不但有其必要，更是預防癌症的不二法門。
1913年希臘的細胞學者喬治．巴伯尼可婁抵達紐約，想找醫學實驗室的工作卻找不到，只好先去賣地毯。雖然賣得不是很好，但後來終於在康乃爾大學找到工作，負責研究天竺鼠的月經。
因為天竺鼠的月經不會明顯流血也不會有細胞脫落，所以巴伯尼可婁只好透過觀察天竺鼠子宮頸細胞的變化，來確認月經的循環規律。他把這樣的子宮頸抹片檢查技巧應用到病人（以及他為醫學奉獻的妻子瑪麗亞）身上，確認同樣的細胞規律變化也可以用來預測人類的月經。
其實他剛開始想出的推廣策略是，大家來做抹片檢查，就可以知道自己月經要來了沒喔。但想也知道這超白痴，月經來了就來了，誰沒事會想為了確認月經快來了去做抹片檢查，完全是直男的天才構想。
好吧，巴伯尼可婁轉念一想，正常人不需要，那病理性的呢？1928年，他提出醫學報告，說明子宮抹片檢查可以用來尋找早期的子宮頸癌跡象。遺憾之處在於他是在一場優生學會議上報告此事，全場學者都覺得這個報告很瞎：要找子宮頸癌，你為什麼不直接挖子宮頸？
但巴伯尼可婁不放棄，他繼續研究他的抹片，一路研究到1950年的聖誕節，在和喝醉的婦產科醫生為自己的人生意義吵架時，他脫口說出內心琢磨許久的概念：抹片檢查的重點不是要找子宮頸癌，是要找癌前病變！
結果十五萬人規模的大型實驗隨後展開，也確實找出大量癌前病變跡象。這些病人的發現年齡，相對子宮頸癌的好發年齡早了二十年，也證明了子宮頸抹片的價值。六分鐘護一生的故事由此開始，直到現在仍是最重要也最有效的癌症篩檢技術之一。
總之一切的起源是天竺鼠的月經和聖誕節被嗆，根本是一個小兔子就是這麼練成暗黑無限破的故事。結論，聖誕節需要的不是和平，是嗆人（X）沒事多嗆嗆，還有可千萬別小看天竺鼠的月經啊！
子宮頸抹片是關於癌症篩檢的成功範例，但誠如作者所說，癌症篩檢實際上是個複雜的故事。一個有效的技術首先當然要能以夠高的機率，篩出癌症和癌前病變，但問題是篩出來以後，這個篩檢結果有意義嗎？
如果有提早篩出來和沒提早篩出來的結果，在統計上根本不影響病人餘命，那不免令人尷尬地意識到，篩這幹嘛？而這也正是早期癌症篩檢的困境，一個終歸到頭來沒有實質意義的篩檢，就算有效可一旦大規模實施，也只是造成醫療成本的浪費。
這就如同經過大規模統計，四十至五十歲婦女每年不做乳癌篩檢的風險，就跟不戴安全帽騎十五小時的腳踏車一樣，這不免讓我又想起芭芭拉．艾爾瑞克在老到可以死描述的，活到這把年紀後她為什麼決定開始不再做乳癌篩檢了。
當然人類還是得繼續尋找偽陽性夠低，又能確保病人存活率的癌症篩檢技術。而大抵上我們基本上，都還是會繞著效率其實不夠好的篩檢技術轉圈圈。好吧，雖然這麼說很老套，但，這就是人生 ~（嘆）
整本書看下來不免意識到，如此漫長的時間中人類對面癌症，彷彿一直處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狀況，但我們卻不知道為什麼頭和腳會痛。大量經費投注在尋找治癒癌症的唯一解，但即使放療、化療、手術、荷爾摩療法全部一起上，癌症卻總還是比人類預期得更加複雜難纏。
最終不免令人意識到，有些事繞不過的，終究得回頭去弄懂，生物為什麼會冒出癌細胞？癌症的起因究竟是什麼？就像外科手術也和放療和化療領域PK過一樣，先不提古早時代蓋侖的體液理論，來到近代以後，病毒說與基因說也曾經PK過。
老實說這個PK也關乎於流行，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趨勢與偏好。在DNA運作的原理還不完全為人類所知時，曾經因為找到可以確實造成癌症的勞氏肉瘤病毒（一種會導致雞罹癌的病毒）而引發一陣狂熱。畢竟在1898年病毒第一次被隔離出來以後，找病毒真的夯，每個研究者都希望自己能成為下個名人，如同發現小兒麻痺病毒的蘭德斯坦納。
更別提如果癌症真的是病毒害的，那未來也許可以靠疫苗來防範，那不就簡單許多了嗎？但到頭來再次發現，癌症成因的答案也很複雜。科學史上不斷有人發現當染色體數量出問題時，細胞也會跟著出問題，也不斷有人提出這或許正是癌症的成因。
問題只是觀察到歸觀察到，但當時的科學發現尚不足以說明整個背後原理，連帶也讓病毒說看起來就是比較香。只是隨後研究追上來了，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曾以細膩的筆法描述這個過程。但即使遺傳學家知道了很多事，但隔行如隔山再度形成人類發現的關卡。
遺傳學者講到口沫橫飛，但癌症醫師光站在第一線面對病人就忙到快發爐了。即使是現在回頭看那些原理也很複雜，更別提原理剛提出來時，便立刻從中找到可以應用在癌症醫療實務上的概念。這就更別提醫生也是有醫生的驕傲，我的領域我最懂，實在是人類難以迴避的陷阱。
於是子彈還得再飛一陣子，飛到有天終於驀然回首，那些細節正在燈火闌珊下等人串的日子。不過這段日子裡還是有些就癌症而言，後來證明無關緊要，但至少當下科學家希望那是關鍵的研究。
反轉錄病毒被發現之前，學界認定DNA變RNA的過程是不可逆的，所以不可能有RNA反過來生成DNA的可能性。1960年美國科學家譚明發現病毒的基因可能會嵌入細胞當中，這表示科學界原本的認知或許有問題。結果假說提出來以後，因為缺乏證據所以每個人都笑他有夠瞎。
好吧，譚明接下來決定想辦法證明反轉錄病毒真的存在，而且找了一個日本博士後研究生水谷悟來工作。結果這個水谷悟有夠奇葩，點數點超偏，讓他去養細胞變汙染專家，永遠都在養霉菌。
幸好譚明沒有直接炒掉他，而是改叫他去看看能不能把酵素，也就是RNA製造DNA時，驅動這整個過程需要的反轉錄酶，從受病毒感染的細胞的化學萃取物裡提煉出來。照理說前者應該比後者簡單才對，但結果水谷悟就是不會養細胞，卻是個極有才氣的化學家，幾乎是一夕之間便把目標酵素提煉出來
反轉錄病毒果然是存在的，去重寫教科書吧科學家！
譚明第一次報告研究結果時，彷若證明他可能點了一些冷面聖誕老人的點數。大概是之前被笑很瞎的事還放在心上，當他在1970年參加第十屆國際癌症大會時，題目刻意取得很中性（RNA病毒複製的DNA角色），講話還故意講得超平板。
大會當天下面的腫瘤病毒專家其實都快睡著了，但事實證明還是有在聽。因為譚明報告到一半，下面就全部醒過來然後越來越有精神，報告一結束大家都衝去打電話……只能說當初被笑很瞎這件事，譚明可能真的記恨很久吧。
有意思的是，當譚明在報告這個曠世大發現時，法柏和佛萊其實也都有來參加這個大會。只是他們在其他會議室裡談化療與手術，子彈還在飛，持續的飛。後來的「特別病毒癌症計畫」花大錢只換來一場空，而反轉錄病毒其實是愛滋病也就是HIV的源頭，可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子彈繼續往前飛，1970年代科學家確認病毒致癌的理由，在於src基因的存在，這種基因的主要功能是生成一種像是黏著劑的酵素蛋白，好把化合物（磷酸根）接到另一個蛋白質上面修飾它，這種酵素叫作激酶。當磷酸根因此被依附到其他蛋白質上時，便會產生像是開啟開關的效果。
src基因是很高階的激酶，一但失控就會導致連鎖反應，製造出一大堆不斷繼續開啟其他激酶的激酶。最後導致細胞功能跟著大量開啟，變成不受控的持續分裂。勞氏肉瘤病毒便是這樣形成雞的腫瘤，但問題是找不到人類的癌症病毒，所以人類的癌症究竟是怎麼回事？
1970年代，許多學者如畢夏普與法姆斯藉由一連串研究發現，不只有病毒存在src基因，實際上人體裡面也有一大堆的src基因。或許不是病毒把src基因轉殖進其他生物體內，而是這種基因是病毒從生物體內幹走的，只是變成了永遠開啟的模式。
至於人類體內的src基因則執掌細胞是否執行功能的開關，只要運作正常就什麼問題都不會有。問題是如果運作不正常，比如天生基因突變（也就是所謂致癌基因的存在）、後天受致癌物影響，或者總之就是倒楣，不好的變化沒被身體處理掉，那src基因一旦失控導致無法停止功能的細胞蛋白質產生，便可能導致癌症。
src基因之外，1969年柯努森也意識到Rb基因的存在，和負責踩油門的src基因不同，Rb基因的功能是踩煞車，也就是負責關閉與停止細胞蛋白質的啟動，某方面而言這是一種抗癌基因。也因為功能的不同，所以在DNA的兩兩成對的雙螺旋之上，src基因只要一個失控便可能引發癌症，Rb基因則要兩個都失控也就是煞車全滅，才會造成癌症。
但研究到這邊還是理論，究竟是否真的會變成癌症還需要實驗證明。src基因的實驗相對簡單一點，1979年美國的溫柏格將攝護線癌細胞的DNA植入正常人類細胞，確實引發如同癌症的效果。但踩油門好踩，要找到只知道有少卻不知道是少在哪裡的Rb基因卻困難得多。
繼累積了一大堆標準的霍奇金氏症的命名者霍奇金醫生之後，醫學史上再一次出現倉鼠的力量。1973年珍娜．羅森以出神入化的染色體染色手法，確認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ML）的基因突變模式，是第二十二對染色體的頭，會跑到第九對染色體上，也就是所謂的轉位。
學界因此意識到，遺傳性癌症與基因突變有關，而突變的位置是固定的。既然如此便能推測，作為目標的Rb基因就在突變位置裡。從眼科醫師轉職成遺傳學者的達哈就現有線索，針對他所熟悉的視網膜母細胞瘤做出假設：Rb基因是負責踩煞車的，而且根據雙擊假說，要成對的兩個Rb基因都不見才會導致癌症。
但突變是隨機的，即使是視網膜母細胞瘤，消失的兩個Rb基因，不見得一定都位於同一個基因部位，也就是說大部分的腫瘤突變處理論上並不對稱。但該怎麼說呢，這是機率問題，即使大多數的突變位置不對稱，但總還是會有出現在一樣位置上的突變吧！
只要可以找到癌細胞裡面一對基因都不見的段落，Rb基因就在那裡了，要找的東西不知道是什麼，那就找是什麼沒有了！至於怎麼找？答案是做一堆會自動黏附的DNA探針，只要癌細胞裡有那段基因就自動黏上去，沒有就沒得黏，這樣最後只要看有什麼東西剩下來，自然就知道癌細胞裡究竟少了什麼。
但問題是既然要找到目標得靠機率，就得有大量的樣本才行。但這點沒問題，當過臨床醫師的達哈是隻超大倉鼠，長年積極收集視網膜母細胞瘤的樣本，收到病人和醫生只要看見病例就會告訴達哈的程度。然後他就會想辦法開車、走路、搭飛機去迎接樣本。
又因為這種疾病是家族遺傳，都要收集了不如就全家一起看一看吧，結果有時他甚至會比醫生更早發現疾病。就這樣，達哈每天做實驗，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終於有一天找到兩個染色體都不見了的樣本。現在只剩臨門一腳了，再來的工作是和和正常細胞比對，分離出Rb基因。
但達哈挺實際的，他知道自己這塊技巧和資源都不夠，而其他大型實驗室也都在找Rb基因，既然如此倒不如找人合作，省得最後一場空。於是他找上溫柏格的實驗室，和名叫法蘭德的分子遺傳學家合作。在1985年時達哈帶著他的H3-8探針走過郎法羅橋，隨後確認了Rb基因的存在。
Rb基因可以轉譯出名為Rb的蛋白質，主要功能是和致癌基因結合，然後將之封進Rb蛋白質的分子口袋裡防止其啟動細胞分裂。以此為出發，大量癌症相關基因開始被選殖出來，現在人類知道癌症的起因了。當然癌症依舊是一種隨機的疾病，得要累積足夠的突變與要件才會逐漸產生。
癌細胞的轉移則與致癌基因與抑癌基因失控，促進或無法制止蛋白質信號通道的連鎖啟動有關。活化的通道除了導致細胞分裂，也可能與其他種類的通道交會，更進一步讓癌細胞啟動，比如誘發鄰近血管增生以為腫瘤獲取血液供應。除此之外突變也會阻斷細胞死亡，讓癌細胞不會自然凋零，癌細胞更可以藉由通道轉移至身體其他部位。
現在人類知道癌細胞有三個弱點，一是基因突變的細胞造成癌症，所以這種細胞本身便是重點攻擊對象。二，突變基因位於細胞信號通路的中樞，如果可以阻斷癌細胞對這種通路的依賴，便能阻止其擴散。三，癌細胞依靠突變產生的不死、轉移與驅動血管成長來維持存在，如果能把這些功能拔掉，就能讓癌細胞回歸正常基制被清掉。
簡而言之就是，只要能開發出針對上述弱點的「標靶藥物」，便能朝癌症揮出致命一擊。但當然這是說來簡單做來難的事，癌症生成的原理雖然已經被找出來，但癌症的數量很多，每種性質和特徵的差異都很大。根本或至少目前沒有也想不到，該如何找出對抗所有癌症的神奇子彈。
但對抗單一癌症的神奇子彈確實可能存在，視黃酸可以與急性前骨髓白血病（APL）致癌基因編碼合成的蛋白質結合，從而熄滅致癌基因的信號，並迅速的緩解病情治癒癌症。
Her-/neu基因則是位於細胞膜上的致癌基因，有一種獨特的侵襲性乳癌與之密切關聯。使用基因科技公司開發的蛋白質抗體，便能與之結合從而將其清除。但接下來這種藥物撞上製藥公司內部的決策問題，要不是公司內有一小群人打死不放棄堅持要開發到最後，那現在叫作賀癌平的藥物或許永遠不會上市。
當然想上市就需要實驗，而且需要的是腫瘤含有擴增Her -2信號的癌症。醫生與科學家此時需要大量這樣的病人，但問題是病人並不好找，以至於發生了諸如此類的對話：
布萊菲德太太：實驗？不要，我已經受夠了，老娘要放棄治療！
史拉蒙醫生：不、不要啊太太！太太，我喜歡妳腫瘤的類型！那是萬中選一的被練武奇才，不，我是說那個Her -2含量是我看過最高的，您就是這個實驗最理想的目標，求您了，參加實驗吧！
總之只差沒去抱大腿，也幸好這位叫布萊菲德的太太有答應。因為隨後她的腫瘤大爆發，在肺裡結了十六個新腫塊。當然這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布萊菲德太太對賀癌平的反應超絕良好，完成療程後生存至今（本書出版時間），是第一次結果灰色的實驗裡最成功的例子。
就像前面其他故事一樣，當病人發現一線生機時，實驗的結果究竟灰不灰色都不是重點。曾經受癌症政治運動啟發的愛滋病運動，也反過來影響了癌症標靶藥物的病友行動。如果愛滋病支援人士可以和藥廠與FDA交涉，取得還在實驗中的HIV藥物。那為什麼標準療程已然無效的移轉性乳癌病人，不能獲得同樣的恩慈使用批准？
原本只想小規模人體實驗以精準確認數據意義的基因科技公司，拒絕提供實驗中藥物給一般病人。但這家公司很快發現病人的憤怒與公共關係都具有龐大的力量，與之合作顯然是更聰明作法。
1998年，史拉蒙醫生公佈大規模測試的結果，針對末期乳癌病人，搭配了賀癌平傳統療法的病人，存活時間比控制組長四個月。對，還是沒辦法治癒，但面對還不是末期的人呢？後續一連串實驗證明，存活率增加的數字十分驚人，在Her-2陽性癌症的歷史上，這是史無前例的結果。
更多的標靶藥物還在研究中，科學家尚在尋找更多化合物，可以瞄準癌細胞的分子結構攻擊。諾華藥廠的研究人員開發出專門攻擊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ML）激酶分子Bcr-abl的化學激酶抑制劑，卻礙於病人太少成本太高，打算終止研發計畫。
以杜勒克為首的醫生只好想辦法請求藥廠推動這種藥物的進行，如果你們不想做，乾脆授權給我，最糟我在自己家裡下室做總可以吧！（美國人的地下室真是不簡單）這種後來名叫基利克的藥物在測試中表現良好，只要持續服藥患者便能繼續緩解病情。而在這種藥物出現之前，病人的預後只有三到六年，只能說這道可不只高了一丈。
雖然癌細胞還是可能突變，科學家也得繼續研發新的化合物應對這種突變。但無論如何，以藥物治癒或至少持續緩解癌症是可行的，只要找到對的方法那就是可行的。就這樣人類與癌症的賽跑仍在持續中，唯一確定的是沒有人想被留在原地。
現代對癌症的研究更加多元，癌症也可能有流行病般的效應，比如社交行為對吸菸習慣的影響，新形態的生活、科技產品與化學合成物，也許都會對人體帶來意想不到的變化。
人類基因組計畫已在2003年完成，現在進行中的則是癌症基因組圖譜。全世界有無數研究者投入其中，打算將所有癌細胞的基因組序列全解析出來，以提供研究者對照使用。雖說光只看這些圖譜會絕望的發現，除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之外，每種癌症的突變都很多，這下到底要怎麼打？
但如同其中一個團隊的領導人佛格斯坦所說，只要冷靜下來觀察，就會發現這些突變的重要程度不一。有些只是搭便車的乘客，但想治癒癌症就要針對那些作為駕駛的突變攻擊。而哪些突變比較重要，透過基因組圖譜是看得出來的，這些突變往往會組成關鍵通路，總數平均為十三。
而且這十三條通路也不是每種都很重要，像針對Her-2陽性乳癌那樣，只要找到裡頭最重要的那條打，就能讓腫瘤消失緩解上幾十年。以此為出發或許人類確實快要看見曙光了。古老的萬能靈藥想像，說不定真的會以另一種形式實現。
此外關於癌症防治也就是致癌物的研究，針對基因的癌症篩檢，癌細胞又是如何透過突變取得宛如造血幹細胞般不死的功能？研究仍在進行，科學家仍試著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同時幾乎也可以預見，一旦找到解答，便能開啟更多的可能性。
萬病之王：一部癌症的傳記，以及我們與它搏鬥的故事（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A Biography of Cancer）是一部可以從中學習到很多，又非常動人的作品。
雖然心得裡對這部分提得比較少，但我喜歡作者回憶他與病人間互動的描述，可以從中感受到深刻的同理心，無盡的思考與反省，以及非常動人甚至淒美的回憶。特別是經歷當下還看不清，但多年後回想起來，突然意識到其涵義的細節，更是格外動人心弦。
老實說同為科普作品，我覺得萬病之王實在比基因好讀太多，這大概是因為本書提及的內容比較具體，當然也或許是因為在讀基因時苦過了，所以看這本輕鬆很多。很值得閱讀的作品，感興趣的話十分推薦。
辛達塔．穆克吉作品心得：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
AP連結：萬病之王：一部癌症的傳記，以及我們與它搏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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