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讀起來的感覺偏向以災難處理為主題的散文集，每篇都充滿第一手經驗、專業知識、歷史與個人省思。連帶我閱讀時印象比較深刻的，其實也是許多意外發生之後的狀況，以及作者當時是如何應對並處理問題。遺憾但現實的問題是，比起救人，災難清理往往更關於搜尋屍體以及協助、撫慰死者親屬。
近年講到空難我印象最深的是馬航兩艘失事班機，一架被介入烏東的俄軍誤擊，一架則是經典地獄梗，不是在空中就是在海裡（但話又說回來，如果現在還在空中就是鬼故事了）。這兩起空難都說明意外會以如何驚人的方式出現，不過即使如此，事後調查與協助受害者家屬的配套措施至少可以確保該盡的義務。
但事情並非一開始即是如此，如果閱讀提及二十世紀早期航空狀況的敘述，會發現在某個時期摔飛機乃是家常便飯。就算到了1970年代，仍然因為制度不彰與保險機制，導致航空公司沒有積極防範摔飛機的誘因。這就更別提那些認真研究，為什麼會發生空難的嚴謹調查了。
這主要是因為和車險不同，飛幾不管投保之後過了幾年，都照樣以原價計算投保價值。這導致老舊的飛機要是徹底墜毀，航空公司反而可以大賺差價。相較之下由於沒有適當的法律規範，政府機關又有些權責不清，當時航空公司根本不需要在乎後續處理的問題，反倒是家屬得要打上幾年官司，才能獲得可憐兮兮的十萬美元賠償。
一來一往就是對航空公司來說，飛機舊了以後給它摔還更賺，甚至大賺一筆。要說是何樂而不為恐怕太陰謀論，但要說這就是人性也不過分。連帶就會發現今日來看扯得不可思議，但那時航空公司卻理所當然這麼惡搞的種種壯舉。
1994年全美航空427號班機墜落在匹茲堡附近山谷後，現場滿坑滿谷的屍塊（這不是誇飾），沒有家屬援助中心，沒有特殊窗口，家屬得苦等上七小時才知道自己家人有沒有在飛機上。可憐的售票員在這期間，得要應付超出自己職責的質疑。
更糟的是航空公司未經同意就把人埋了，有三十八名死者未經家屬同意便被埋在當地公墓，遺物被丟進垃圾子母車，堆置在沒有暖氣的機庫。幾個月後家屬終於得取回時，東西已經變成骯髒大冰塊。
同年另一家美鷹航空在印第安納州的失事甚至更扯，六十八位罹難者被塞進十七副棺材，還趁著半夜偷偷埋葬。大部分遺物被銷毀，幾個月後重返事故現場，地上還撿得到人骨。
這種現在難以想像的扯度讓這兩群家屬在接觸之後，成立了NGO美國國家空難聯盟，開始出席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TSB）的公聽會，強調政府應該要更注意空難的後續處理。當1996年另一起空難的管轄權，究竟屬於FBI還是NTSB再次爭執不休時，美國總統柯林頓終於簽署空難家庭援助法案。
關於空難的處理程序開始上軌道，並帶動世界各國展開類似立法。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要改善一個問題重重的現狀，首重建立良好的制度。所以一個政治訴求如果非但沒辦法建立良好制度，還會在現行制度上開洞時，即使立意良善也會帶來災難。
現在航空公司在失事意外後首先必須建立一支專線，確保乘客家屬可以透過這支專線確認該班機相關的資訊。再來要提供家屬專用的服務站，並協助其前往現場附近。作者任職的肯恩國際救援公司在協助這方面的事務上也已經駕輕就熟，流程包括遺體與物品的建檔及保存，就屍塊進行DNA檢測，為家屬提供資訊，如何取得心理諮詢服務的建議等等。
對比書中種種糟糕的處理方式，作者所描述的SOP，這確實會讓人意識到建立專業與尊重專業的必要性。作者再三強調尊重遺體的重要性，因為這不僅賦予人最後的尊嚴，同時也是為了撫慰遺囑的心，讓被留下的人能繼續走下去。
奧克拉荷馬政府大樓爆炸案時他還是美軍，當時到現場的他就拒絕為了現場美觀，把一位下半身被壓住無法移除的海軍陸戰隊員屍體鋸成兩半。該怎麼說呢，想得出這種要求的人，和堅拒這種要求的人，總是同時存在的吧。
雖然真的要講人們越重視事後處理的程序，作者公司就有越多生意這個確實存在潛在利益沒錯。但該怎麼說呢，這是「拜託讓他賺」的事，若不想被賺太多，那就應該在平時盡己所能優化程序、管理與制度，盡可能避免人禍。
至於爆炸的處理程序長怎樣？像1989年夏天倫敦女爵號（Marchioness）在泰晤士河撞上挖泥船沈沒，負責的法醫命令鑑識人員切下羅難者的手用來採集指紋。結果因為當時許多罹難者是男同性戀又未經家屬同意，這個決定引發恐同質疑，裡面種種爭議現在已經很難找到答案，而且後續法律調查拖上近二十年的事無論對誰都是噩夢一場。
2010年4月波蘭總統與一眾政府高層在俄羅斯墜機逝世的事也是，我記得當時國際嘩然（還有感嘆雞蛋千萬不要都放在同一班飛機上面），當時飛行員必須在天候不佳的狀況下硬著頭皮降落在條件不好的斯摩倫斯克機場。更糟的是俄羅斯政府還惡搞後續的遺體搜索和驗屍，派出尋找屍體的義務役士兵盜竊遺物，事後還有死者的信用卡被盜刷超過一千美金。
俄國政府還拒絕把飛機殘骸交還波蘭，堅持要自己進行空難調查，想也知道當然會被懷疑這起空難其中大有文章。更糟的是2015年還發現有多具遺體，根本身分弄錯或者和他人屍體混雜。只要考慮這趟行程原本是為了參與卡廷慘案的紀念儀式，就覺得……最不把和平放在眼中的，一直以來都是俄羅斯喔。
前幾年因為進擊的巨人動畫原創情節的關係，當時有不少筆仗對這段到底有沒有在設定捅洞的的事整個戰翻天。不過我比較在意的點是當時有一派講到後來，開始堅持軍隊絕不可能幹從戰場上回收屍體這種不符經濟效益的事。
但該怎麼說呢，在老兵寫的越戰小說馬特洪峰，一群人拖著死去戰友屍體踏過叢林回基地的情節不斷反覆發生。而本書中無數在戰爭中辨認屍體的故事同樣令人印象深刻，先不提2010年美軍把數百名美軍遺體剩下的屍塊焚化後的灰燼，撒在當地垃圾場引發了多少爭議。
要有屍塊可以燒首先就代表美軍連屍塊都會盡可能撿回去，問題只是出在不見得有辦法正確辨認出屍體的主人並歸還給家屬而已。當然這是靠著現代科學與運輸技術才辦得到的事，也是因為辦得到了所以才會長出這種怎樣都要撿回去的價值觀。
在辦不到的時候，意義有時確實是相對的。曾經有段時間大英帝國的士兵死在海外時，基於現實考量會直接葬在當地，同時依循著古老的「帝國」傳統，將屍體視作標記財產和領土的工具，這會讓我想到有些民族至今仍將祖先葬在家中的習俗。
一戰詩人魯伯特．布魯克的作品描述士兵心聲，如果我死去，請如此懷念我：異國土地的某處，永屬英格蘭。該怎麼說呢，用現代眼光來看這詩不太政治正確了，可也確實描述了在政治與現實因素影響之下，浮現於人們內心的澎湃情感，這是比較讓人尷尬版本的身體橫躺之處就是故鄉。
作為新興的羅馬帝國，美國人的想法完全是另一回事，實際上因為現代技術進步，所以能帶回家的都會想盡辦法帶回家，甚至有時還帶別人回家。1944年英國的溫蓋特將軍因空難死於印度，但由於事故時他搭的是美國陸軍航空兵團的飛機，在當時的狀況下難以分辨個人屍體。最後先是在1947年被英國政府埋在印度的英國軍人公墓，1950年不得不整團一起又移到美國阿靈頓國家公墓。
其實現在仍然有很多人尋求著讓家屬的遺體回家，一戰陣亡士兵的家屬還在找，韓戰失蹤士兵的家屬也是。這些漫長的尋覓往往特別顯現倉鼠的力量，鐵達尼號部分無法確認身分的罹難者，最後葬在紐芬蘭的美景草皮公墓。
當時救災人員為其中一個孩子出資建造墓碑，碑文寫著我們的孩子。下葬前負責保護遺體的警察奉令要把罹難者衣物燒掉，以防被遺物獵人偷走，但其中某位警官基於某種難解的情緒，捨不得燒掉其中一只童鞋。
這位顯然很倉鼠的警官保留了這只鞋子，默默放在他的辦公桌裡幾十年，他孫子後來把鞋子捐贈給大西洋海事博物館。近年因應 DNA 技術的進步，開始有鐵達尼號罹難者的墳墓被挖開，替死者驗DNA確認身分。
鞋子的主人、那個「我們的孩子」的墳墓也在2002年，經由PBS一個電視節目出資開挖檢驗。又或者說他是幸運的，因為另外兩個無名孩子的墓挖開來只剩泥土，而他還剩三顆乳牙和一截手骨。這具遺體剛開始被以為是一個瑞典孩子，節目檢驗出來的結果則顯示是十三個月大的芬蘭男孩 Eino Viljami Panula。
但其實當時因為技術尚不成熟，所以這個檢驗結果是有問題的（諾貝爾獎得主帕波表示一開始其實沒想要研究尼安德塔人，他最初想驗的是古埃及人。但雖然現在技術已經進步了，但當初他剛要起步時，想驗這種時間相對近的古人DNA反而很困難，所以只好往遠古的遠古時代去驗，所以說什麼時候要出電子書？）
結果節目播出的幾年後才有人眉頭一皺越想越不對勁，可是那只鞋子以十三個月的嬰兒來說未免太大了吧？這才又繼續用更好的技術做精密的多方檢驗。最後這個我們（未知）的孩子在2008年經確認為席尼．萊斯利．古德溫，極可能是最後一位身分獲得確認的鐵達尼號死者，現在墓碑可以刻上他的名字了。
該怎麼說呢，文明是倉鼠出來的。
但如果說上面這個故事有一點溫馨的話，那慘到極點的肯定就是大屠殺留下的亂葬崗。波士尼亞內戰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除了因為惡行十分殘酷，也因為雖然發生在歐洲但行兇者竟可以如此不受抑制（但看著烏克蘭戰爭其實也就不意外了啦）。
作者在當時以美軍身分代表北約到當地服役，但基於國際政治問題，能做的事非常有限。當時亂葬崗的問題就已經存在了，作者也覺得軍方應該介入處理，但每次問上級得到的答案都是那並非我們的責任。事就這麼拖著擺著，直到1995年時人權醫生組織（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領導者，美國法醫威廉．哈葛倫決心要將雪布尼查大屠殺的兇手送上法庭。
為免證據被淹滅的他不惜在亂葬崗附近紮營，從此展開漫長痛苦的追索，並藉此提升了關於戰爭調查的鑑識技術。哈葛倫最後終於成功將波士尼亞的賽爾維亞人首領多萬．卡拉季奇及其將軍穆拉迪奇，送上海牙國際法庭審判。
但除此此之外，仍有大量無名屍存放於波士尼亞各處，作者那個當地到處都有堆滿屍體倉庫的描述令人心驚。1996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呼籲成立國際失蹤人口委員會（ICMP），開始藉著DNA鑑識技術為這些屍體找回名字。整個工程非常浩大而且充滿政治問題，在波士尼亞挖開一座墳墓，就得在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也挖一座，因為兇手不只有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
到頭來只好不去想太多背後的法律責任歸屬問題，而是盡力做能做到的事。不過即使如此我還是對作者這段話印象深刻：「戰爭結束後的幾年間，我不管到巴爾幹半島什麼地方都只會遇見受害者，所有人都告訴我他們才是無辜的，每個人都失去了某個人，但內戰時的暴行永遠都是其他人幹的。」
人家費盡千辛萬苦尋找真相，而水產業者只會哭哭台灣人不要壞壞引戰。
即使一切彷彿都可以相對，但相對終究有極限。ICMP現在已經查出百分之七十的內戰遺體身分，而且在辨認戰爭、逃難與天災的死者這領域中成為權威，目前已經成為規模不小的永久性組織。我不意外看見作者提及，南美洲也有不少比較小規模的同性質組織，正在努力把光照進當地政府與黑幫罪行的結果裡。
之前讀戰食和平時，曾在戰爭初期前往戰場採訪的作者，覺得美伊戰爭並非全然邪惡之戰的理由在於，海珊政府一倒台，過往那些不敢動作的家屬，馬上湧向大家都知道的亂葬崗尋找親人遺體。海珊政權也做出了許多恐怖的事，那其實也不是應該繼續妥協的罪孽。
當時上萬個男男女女有些用鏟子，有些徒手挖掘，不難想像要在那樣的狀況下找到親人的屍體有多困難。作者最初是以美軍身分前去，協助處理一起針對聯合國基地的汽車炸彈案屍體辨識。
相較於美軍鞏固得嚴嚴實實的基地，聯合國組織的負責人原本認定選擇維安條件如同篩子的運河飯店當基地，可以展現出自己和美軍不同的風範，並以開放式的態度讓伊拉克人方便求助，但結果看起來展現出來的只有蠢而已。
實際上作者後來寫了一份報告給聯合國秘書長辦公室，以專業角度批評這種決策犯了多大的錯誤。不過嚴格說起來聯合國究竟有沒有記取教訓也很微妙，因為他們乾脆直接撤出伊拉克。該怎麼說呢，有些理念確實很好，但只顧大愛好好不顧現實的結果，不但賠上許多人的性命，還阻斷了讓事情好轉的機會。
不用說這種涉及多國籍職員的意外事件絕對也會很政治，為了安全起見當初家屬援助中心設在約旦的安曼。當時的聯合國也沒有為恐攻事件做好準備，沒有提前保留足以辨認身分的資料，連職員親屬的聯絡方式都不齊全。好不容易協調讓在地女性員工屍體可以送往位於危險區域的清真寺接受清洗，結果搞不清楚狀況的聯合國武官卻想帶著大隊人馬過去致意，蛤？
除了這件事，作者者往後也多次協助處理伊拉克各地的亂葬崗，一個很地獄的點在於作者評論海珊至少是比較NICE的屠夫，他殺人後都會留下完整的屍首，有時甚至是讓受害者整排列隊然後全部埋起來。相較之下波士尼亞內戰的亂葬崗很令人髮指的一點是，加害者為免事跡敗露，常會分屍然後把屍塊與遺物分散到不同亂葬崗。不難想像這會對搜尋屍體造成多大的困擾，更別提追索犯罪了。
但相對的我想這也代表波士尼亞內戰裡的這些屠夫在為惡時，內心都還是害怕事後遭到調查。相較之下海珊作為獨裁者，顯然絲毫不覺得自己有被追訴的可能，所以做起事來也格外囂張。可就像上面提到的，即使如此也不代表在伊拉克調查真相會比較容易。
因為當地局勢很快因為美軍錯誤的管理方式陷入混亂與危險，讓調查真相變得十分困難。持續記憶惡行，並追逐每個將之攤在陽光下的機會的努力很容易令人絕望，但閱讀本書讓我感受到有很多厲害的人們都在為了這件事努力，但願在長夜裡點起盞盞燈火的未來終會到來。
相較之下儘管天災同樣令人害怕，但道德面上倒沒有那麼複雜。作者回憶中的2004年南亞大海嘯非常鮮明，即使在飯店裡也聞得到的屍臭，地面上擺滿屍體，覆蓋於其上的乾冰則冒出陣陣白煙。屍體掛在樹上，卡在建築裡，被浪打上沙灘或者浮在海中。四處的留言版以各國語言寫滿尋人訊息，還活著的人捂著口鼻四處尋找親友家屬。
這場涉及三十三國的大型災難之所以會受到如此高規格的關注，肯恩公司還因此投入九百個人力，我想肯定與當地有大量歐美遊客有關。雖然事發當下是聖誕假期所以各國政府反應沒那麼快，但隨後各國都盡可能派遣自己的人力前往該地，想找回自己國民的遺體。
但說真的這部分描述比起救援細節，相關的國際政治衝突更令我印象深刻。泰國在屍體與死亡的處理上有屬於自己的文化，行政事務更有自己的步調。像書中就特別提及澳洲大使與執法單位本來就和泰國公務體系關係良好，也知道如何因應文化差異去達成協議。
相較之下當時歐洲有很多外交官充滿傲慢，誠如作者所說，在那個狀況發出外交通牒整個就搞不清楚狀況，結果泰國官方因此發怒威脅要驅逐外國人，歐洲人則回擊說以後要禁止國民到泰國旅遊，嗯……這顯然不是務實解決問題的方法。
到頭來建立堪用的制度，然後想辦法把冒出來的問題一個個解決才是重點。就這起事件而言，就是設立三個大型停屍間，然後由每個國家各自處理本國罹難者數目最多的地方，並建立身分確認中心，持續交換資訊以盡可能確認每具遺體的身分。
當然還是會有各式各樣的小問題，也不可能找出所有的失蹤者或確認全部屍體身分或遺物的主人。但事發當下盡可能周全的處理，就能替未來保留希望。
總統俱樂部一書中提及，1991年卡特出使海地，與當時海地的軍事獨裁者拉烏．賽德哈驚險談判，迫使其放棄政權的經過。作者當時還沒成為第五十四後勤連隊的指揮官，只是驗屍單位裡的一個人員。他被臨時被派往海地，然後得知自己要想辦法為十名因美軍與當地反美勢力衝突，結果死去的海地士兵辦理聯合驗屍。
怎麼做？不知道，球是你，咳，我是說你來想。因為屍體在海地的氣候下馬上就會腐爛，所以作者其實算是同意原本先行埋葬，等要驗時再挖出來的處置。但問題是負責想一個在怨氣沖天的家屬與鄉民包圍下，重新把遺體掘出墓地送回太子港驗屍的計畫卻很地獄。
他後來想出的方法是組織一支驗屍團隊，並由一支特種部隊支援，前往海地角挖出遺體再帶回太子港。問題是在任務保密的情況下，當時的海軍陸戰隊指揮官根本拒絕協助，但這場驗屍是賽德哈願意離開海地的條件之一，最後只能靠著「往上問」才得到交通工具與支援。
不用說挖出遺體這件事當然受到家屬強烈反對，更別提他們討厭死政府了，聽到屍體是要送去給政府那只是更反對而已。於是儘管立意偏向良善，但這件事最後還是變成一團混亂。
慶幸的是作者堅持不應對家屬動武，實際上正是這件事讓他深刻體會，與遺屬好好溝通是非常重要的事。十六年後作者已經離開美軍進入肯恩公司，再度因為2010年將近二十二萬五千人死亡的海地大地震回到這不幸的國家。
這回他去不是為了救助海地平民，而是要在覺得把錢花在死人身上很浪費的海地政府，正在把數以萬計的海地人屍體埋進亂葬崗的同時，尋找罹難的聯合國職員其及家屬遺體，並將之送回其故鄉。
作者感性的描述他們如何用盡全力在困難的結構上挖掘，只為了不要傷害到五歲小女孩屍體時，那整個過程很令人動容。因為在這些描述中，我強烈感受到人的尊嚴與存在意義徹底獲得重視。但也誠如作者強調，死亡確實並不公平。
而另一件讓我很感概的觀察，則是作者提及他在1994年前往海地時，當地人的韌性讓他印象深刻。雖然貪污橫行貧富差距嚴重，但哪怕國家遭到禁運，海地人仍然用廢棄的汽車零件打造出一座抽水幫浦，為了活下去全力全開的動腦。
但在2010年再到海地，歷經十六次聯合國的援助後，當地人生活非但沒有改善，反而還好像失去過往那種為了活下去拼盡一切的精力。人們就只是坐在坍塌住宅的外面，手裡拿著求救標語等人來幫忙。而且政府擺爛的同時，人民也沒有積極動起來，就連替外來救援者的卡車清一條路都不做。
當然這樣的觀察可能有些失之武斷，卻讓我深思援助究竟該怎麼做才能真正打在點上，同時又不讓受幫助的人失去奮鬥的動力。救急不救窮儘管殘酷可也很實在，因為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不優先從幫一下就能扶起的人開始協助，最後也許只是讓沈下去的人更多而已。
至今談到九一一當下救難的狀況，我總是忘不了介紹考古學家日常的生活在廢墟提到，當時徵召了很多考古學專業人士去現場協助，因為「只有考古學家有辦法分辨石頭與嬰兒牙齒的差異」（話說當初是因為快閃讀書會讀那本書，結果每個參加者都對那句話印象深刻）。
當然作為災難清理專家，作者對九一一的回憶會來得更廣更深入。他最初是開車上班前聽到妻子告知有飛機撞進世貿大樓，通勤時接到政府官員的緊急聯絡。當時一切還在迷霧中，只能預測還會有更多攻擊。到辦公室時第二架飛機已經撞進另一座塔，由於執行長正在墨西哥出差，他得負責扛起這件事。
當時肯恩公司擁有全美唯二的高規格行動停屍間（另一座由美國緊急災難管理署FEMA擁有），FEMA提議要派飛機來協助團隊前往紐約。不過考量重點已經不在救援生還者（這塊我猜靠當地的量能已經足夠，畢竟，人數沒那麼多），所以最終決定由整個團隊開卡車拖運緊急停屍間，通宵二十多個小時連夜趕往紐約。
蠻令人感動的是作者提到每次停下來加油或吃飯時，總會有人想請客，因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種車隊絕對是要前往紐約協助救難。至於後續整個處理流程其實類似作者對空難處理程序的描述，人的問題，管理權責問題，以及最後仍然有無名遺體（的部分）時，該如何保存以期待未來的技術突破等等。
但如同書中提到的，要確認某塊骨頭是空難事件中某一個罹難者所有，跟在九一一事件中拿著焦黑屍塊，然後確認是三千名來自世界各地失蹤者中的某一位，這難度等級完全不一樣。更遑論戰爭與天災這種，無法詳細掌握受害者名單的狀況。
要在刑事案件運用DNA鑑識技術來調查真相也類似，有些案子相對單純，也有些案子如在1976年到1986年間犯案的金州殺手，最後是靠著上傳個人DNA資訊的兇手表親資訊，成功重啟調查逮到兇手。但在那之前進行調查的警官霍斯，可是用上整整七年比對網路上的DNA資料庫，真兇被逮補時他都已經退休了。
看這本書真的會蠻感慨的，災難發生是如此容易，事後處理卻如此漫長而複雜。不過有時光是知道即使如此，仍有人會鍥而不捨的努力，就是閱讀本書時的最大撫慰。然後事實再次證明倉鼠性格的存在很有意義（欸）本書介紹了另一位倉鼠。
瑪莉．珍．波頓在1970到1980年代間，服務於維吉尼亞洲鑑識科學部，她習慣會把所有採集來的體液樣本棉花棒頂端剪下黏在檔案裡。在那個DNA技術尚未成為標準流程的年代，樣本年限到了就會被銷毀丟棄，畢竟真的用不上嘛。
由於波頓本人1999年就過世了，已經無法詢問她是基於什麼理由決定保留那些樣本。不過同樣身為倉鼠我好像稍稍可以想像，該怎麼說呢，大概就是……因為可能還有用，丟了可惜，雖然不知道啥時有用，但你們看吧果真是用上了！
她保留的樣本於2001年在冤獄平反協會，處理一起強姦案導致的冤獄時派上用場。苦主馬文．安德森入獄服刑時僅僅十七歲，之後坐了十五年的牢，儘管獲得假釋卻仍然因為犯罪帶來的污名難以正常生活。在取得波頓留下的樣本並重新檢驗DNA的結果，讓原始判決得到推翻。
但再來又是道德問題了，是否該全面檢視波頓留下的這一批樣本，確認裡面還有沒有更多冤獄？這不是鑑識部本身有辦法推動的事，最終是在2004年由當時的維吉尼亞州州長下令重新檢視百分之十的性犯罪與謀殺案，還真的又翻了三個案，於是州長下令全面徹查。
接下來事情開始變得政治化，不是因為邪惡，而是因為當有那麼多樣本時，該從哪些案子開始處理？即使想要篩選特定案件，也會遇上因為當初程序是以認罪協商或以輕罪起訴的方式處理，導致資料失真的問題。這裡面涉及無數的人生與正義，不是容易的決策。
作者當時是維吉尼亞州鑑識科學及醫學機構（VIFSM）的主席，所以書裡提及當時為了要決定序位與哪種案件優先、又該如何處理討論了很久。這不令人意外，但從作者的描述可以意識到那不是什麼很有意義的爭執。理想應該是盡速重檢所有樣本並通知全體當事人，但基於各種大人的理由行動還是受到限制。
作者也因此提倡負責刑案物證檢驗的實驗室，應該要獨立於調查系統之外，儘管法律努力衡平司法單位的權力，但對於社會底層的犯罪者甚至無辜之人而言，那個武器還是過度不對等。如果實驗室附屬在司法系統之下，便可能受到過大的影響難以維持公正。但對當事人而言，這有時也許會成為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我覺得這個想法十分值得深思。
關於因為人禍而加重的災難也很多，書中就2005年卡崔納颶風在美國紐奧良造成的水災，以及2017年倫敦格蘭菲塔大樓的火災，都有令人氣憤的敘述。卡崔納颶風發生當時美國正在全力全開的防恐，卻對防範天災缺乏妥善準備。
於是當一場災難規模高於過往颶風的災難來襲時，許多當地居民甚至養老院都沒意識到需要做好更周全的準備，結果因此發生很多悲劇。在那之後發生的是卡住動不了的洲政府，痴痴等著同樣也卡住了的聯邦政府應變。
這或許跟此前被併進國土安全部的美國緊急災難管理署（FEMA），因此失去原本功能有關。結果現場發生的是第一波災難死了很多人，同時又有很多人因為來不及得到救援因此罹難。
同時遺體搜索行動卻混亂停滯，各種在天災狀況下顯得絆手絆腳的例行性法規，比如根據美國法典現役軍人禁止進入私人財產，結果明知屋裡只有死人卻還得敲門，沒獲回應再來也不知怎麼辦。又或者依循拿破崙法典的路易斯安那州，死亡證明必須由各行政區自行開立，結果後續整個流程都要依照死板板的行政區劃分，嚴重的拖垮效率。
這很明顯需要一個通用立法，來處理緊急狀態下政府機構需要的緊急權限，但沒做就是沒做。更糟的是在大水災後搜索遺體本身就很困難了，但官僚體系卻連踢都踢不太動，還有不肖媒體擺拍假人來製造官方隨意棄置屍體的新聞，更別提警察任意槍殺非裔災民再假裝成罹難者的惡行。
作者表示：謀殺和淹死沒那麼難分好嗎？
倫敦的格蘭菲塔火災事件則是從大樓外牆採用鋁製塗層，結果讓建築外側的水泥和鋁製塗層中間產生了煙囪效應開始。在摩天樓發生火災時，英國的消防建議是就地避難，也就是留在原地等待救援，一般來說這會比慌亂的在濃煙密佈的狀態下逃生更安全。
但問題在於格蘭菲塔大樓的結構不太一樣，所以發現屋頂已經開始燃燒時，消防隊應該要馬上意識到，既然火已經燒到最上面，就代表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再上竄。依循物理原則，再來火自然會往四面八方擴散，直到將整座建築徹底燒毀為止。
這時候疏散住戶將是最優先事項，但問題是消防隊用了幾個小時才發現就地避難這招失效，而且也無法馬上轉變策略展開行動。事後儘管民間組織都表現得相當良好，但作者直言英國政府和建物業主RBKC都爛到無法忍受。
肯恩公司在這件案子裡其實是受RBKC雇用，協助取出大樓裡留下而且仍然堪用的住戶用品。老實講事發其實沒過很久，所以不計結構性問題，看見比起原本擔心的石棉，因為在救火時灌了六十萬公升左右的水，所以事後黴菌變成更嚴重的問題時，老實說光想像那有多恐怖我就怕。
事後處理也證明，資訊透明、盡可能把能告知的事情告訴所有受到影響的人，並協助對方渡過這道關卡才是處理災難的不二法門。當然說來簡單但做來難，理由很多，有些是單純的資源不足，但更多的是像這起火災中，政府官員與業主的傲慢擺爛都令人髮指。結果雖然基層非常努力，但管理系統的無能卻會抹殺掉那些努力。
儘管心得裡沒怎麼提，但整本書看下來真的可以發現，尊重與撫慰這件事被不斷反覆強調。實話總是傷人在某些場合，特別是關於災難的時刻，純粹就是應當負責的人卻打算幼稚卸責，甚至表現惡意的託詞而已。當身處應當負責之人的位置時，理所當然應該扛起對自己說出的話負責的義務。
為了不做出糟糕的應對，事前研究與制度的建立，臨場保時靈活的思緒都很重要，而這些都需要經驗與操練。如果真的做不來，那至少要尋求專業協助，努力把事情做好。
但很無奈儘管常識都在那裡、大多數的人肯定都知道應當要往什麼方向前進比較好。但實務上就是會看見各種大人的理由，以及極度的愚蠢與傲慢，我在想這或許是當前權力結構需要變革的地方吧。
這本書不厚，但非常、非常豐富，我甚至有種這幾十年各種災難作者幾乎無役不與的感覺了（應該快要接近事實了吧）。確實也是會好奇作者如何調適內心平衡，不過看起來好像算是天賦異稟的類型。
作者職業生涯中有很多最後因為創傷退出的同事，他其實也沒把握自己會不會有一天突然再也無法承受下去。但至少目前為止，他看來天生就是比較不會受到影響，擅長調適壓力與劃出個人界限，同時卻也不會因此缺乏同理心。嗯，簡直像天生就適合幹這行。知道有人持續在做自己擅長同時也有益於社會的事，同時能得到不錯的收入，感覺也蠻不錯的。
閱讀時難免思考自己最害怕的是哪種災難，但想半天發現實在難以選擇。機率總是存在，空難、海嘯、地震、火災、戰爭等等，每件事都不可能完美防範，總是可能出現意外，於是到頭來反而也就不可能針對哪個特別害怕了，因為我都很怕。
這讓我想到達許．漢密特的小說馬爾他之鷹裡，主角山姆．史貝德講的那個佛利克拉夫特的寓言故事。事業成功的房地產公司經理佛利克拉夫特，有天突然人間蒸發（這名字典故來自最早一位寫書，為人壽保險進行壽命與死亡精算的統計學家Allen J. Flitcraft，達許漢密特早年在平克頓偵探社工作時，為了服務保險客戶經常得翻讀A.J. Flitcraft Life Insurance）。很多年後才找到人然後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原來他當初上街吃午餐時差點被鋼樑擊中，因此意識到人生根本沒有安穩與秩序，索性閃人去流浪。
但微妙的是流浪了一陣子，他又找了地方落地生根，化名查爾斯．皮爾士（名字取自美國一位傳奇性的數學、哲學、符號、統計學家Charles Sanders Santiago Peirce，老年時非常執著於保險，在那時代拿微積分算保單顯然有點超越時代所以很寂寞），諷刺的又回到跟開始流浪前類似的生活。
如同史貝德說的：「我想他大概不知道自己又回到往日時光，跟他離開的塔科馬根本一樣。不過我覺得這正是最好玩的地方，他因為鋼樑掉落改變，但是鋼樑不再掉下以後，他又隨之改變了。」
這故事以很有意思的角度說明，人有多容易遺忘災難，然後不知不覺變回過往習慣的樣子。但問題是如果可以意識到防範危機的重要，然後盡早將讓應對策略成為習慣、常識與制度的一部分，即使無法徹底避免意外，仍然可以降低意外發生的機率與規模。
如同書名提到的，作者想強調的正是如何建構這個讓災難不再發生的可能性，而首先就是從每次的災難去學習。徹底避免災難不可能，因為機率無論如何就是存在。但盡可能透過管理和防備去降低悲劇發生的機率，事發後也可以透過良好的應對計畫，去降低損害並拯救生命。
整本書看下來可以發現，有太多事件都證明如果前述二者有做到的話，那不少災難都不至於變得如此巨大。說到頭來這需要的是優良體制與集體決悟所帶來的秩序，想想這也是我終究無法容忍某些充滿前進意識的意識型態運動的理由。
因為企圖瓦解一切界限移除所有壓迫，進而達成世界大同的理論說起來很美好。但把所有限制都當作應當解除的壓迫不會帶來自由，倒是可以看見一個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自由的未來。最終迎來的不會是大同世界，而是冠上良善價值之名的壓迫與傷害，受害者的反抗還會被斥為邪惡，那是製造災難而不是處理災難。
災難清理教我的事：沒有人能做好萬全準備，從救援行動到撫平傷痛，記錄封鎖線後的真實故事（Personal Effects: What Recovering the Dead Teaches Me About Caring for the Living）頁數不厚但內容豐富，好看同時也啟人深思。閱讀本書時我不時會想起談日本釜石市市民如何在311中自救的遺體。
當然本書視野更廣闊也更專業，更加令人意識到秩序的力量。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把一切都限制得死死的，永遠不變化不追求改進當然是很瞎的主意。但當想應對超出個人之力的災難時，建立良好的規則並保持彈性總是很重要，而這也正是災難清理所能帶來最務實的教育意義了。
電子書AP連連結：災難清理教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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