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眾多變形妖怪傳說裡，中國西南的妖怪傳說興盛到在當地少數民族生活中，衍生出獨特的社會文化與儀式規則，數百年間的漢人文獻也留下許多記載。這種現象的成因為何，又是以怎樣的形態運作並延續下去，便是全書的重點所在。
本書收錄了不少早期文獻，比如清人陸次雲竹的峒谿纖志記錄了不少異聞，像是人變成狗、羊、牛、馬的再變回人，又或者上半月為男下半月為女的二形人傳說。這些存在可能會在夜裡害人，「能為幻術，易人骨肉」，得罪他們也許一條腿就沒了。
同時還有使行巫蠱的術士家系，苗女下蠱的形象深入人心。北侗貴族所在的錦屏縣更有生鬼、獸鬼和貓鬼的鬼蠱傳說。相關說法指的通常是不乾淨、有野人血統或由牛馬化身的家族，人們生活上與之區隔，見到要吐口水並迅速離開，而且嚴禁與之通婚。
作為本書主題的妖怪「變婆（biinv）」，指的並不是女性限定的怪物。變婆這個詞在侗語中其實是中性的，指的是血統受到污染的附身家系。傳說中的變婆生態（？）類似吸血鬼，明代「虎薈」就記載了這樣的鬼故事：
「貴州平越山寨苗民，有婦年可六十餘，生數子矣！丙戌秋日入山，迷不能歸，拹食水中螃蟹充饑，不覺遍體生毛，變形如野人與虎交合，夜則引虎至民舍，為虎啟門，攫食人畜，或時化為美婦，不知者近之，輒為所抱持，以爪破胸飲血，人呼為『變婆』。」
清代華學蘭的辛丑日記，也有貴州版本的類似鬼故事：「黎平府屬有變苗者，亦苗之一種，凡婦之少艾，若尻際生尾，不出三日必死。死後葬山中，越三日必復甦，破棺而出，走歸其家，操作如常，亦識家人，唯力大於昔，不言不食而已。
若過七日則害人，故家人於其歸也，輒諷之使去。不從，取雞一頭以示之。彼見雞，思攫人，故持雞而走，彼必隨而逐之，誘入深山然後放雞使飛，彼逐雞而往，遂不復知返。久之，變為彪，出食人矣。」
從江縣志．雜錄異聞-人類篇獸篇：「縣內苗、仲族謂有變婆之說。言人死後掩埋土中，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揭棺破土而出，形體依舦，顏色不類，心尚知覺，惟啞不言，呼叫有聲，腥穢之氣隨風飄蕩，聞欲嘔，毛骨悚然。
……倏忽之間，突變一龐然猛獸，奔走跳躍，竄入深林，不復稍有人性矣……凡是種也，不俱男女，死後均變，以故鄉鄰穩知底細，畏不結婚，恐為子孫累。嬰孩尤忌食乳，稍沾恐即為同化矣。此種離奇怪異之說，惟苗疆獨有之，他處則無，自古未之聞也。又惟苗、仲獨有之，他族亦自古未之聞也。」
侗族在明清文獻中被稱之為峒蠻、洞蠻或峒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定下官方名稱為侗族。侗族是百越其中一支，口述歷史古歌「祖公上河」記錄其先祖原居嶺南，因人口過多超過土地所能負荷，便溯都柳江而上尋找新天地，最終抵達雲貴高原與湖南、廣西交界處。
目前以貴州省錦屏縣為界分為北侗和南侗兩大方言區，北侗長期與中原移民互動漢化較深， 南侗則保留比較多的族語和文化。變婆的傳說廣泛出現在侗族居住的貴州黔東南棺江縣、從江縣和黎平縣交界的山區，以及廣西三江縣獨峒鄉的山區侗塞。
在傳說中變婆外形接近人類，透過吸血來奪取受害者精氣，並擁有足以殺人的巫術力量。不是所有人都會在死後成為變婆，只有受到污染的家系才會。所以當地人在嫁娶時會特別注意對方是否為變婆家系。這樣的家族如果出現死者，特別是意外橫死，遺屬有義務要對可能化身妖怪的死者負責。
處理方式若非直接對屍體灌滾燙的煤油，就是下葬後家中的男性親屬要在出入村寨的要道防守，當死者化作變婆回來時確實的殺掉對方。作者在貴州偏鄉進行田野調查時，聽過很多變婆故事。
比如變婆死後在半人半鬼的狀態下仍具有人的形體、記憶與感知，坐月子期間過世的變婆，會在死後回家餵奶。當地男人出門時習慣用一截竹筒套在手臂上，如果在野外被變婆抓住就可以立刻鬆手逃脫。
同時作者本人在村寨中進行田調查時，更親自碰上變婆喪禮。當時有位阿嬤在山間下田時遇上陣雨，結果不幸因為失溫意外過世（失溫其實是很嚴重的問題啊）。但因為那位阿嬤出身變婆家系，所以喪禮前後恐懼籠罩全村。原本夜晚的娛樂全部停止，沒人敢再上當地特有的「歌堂」去談情說愛。
傳說中變婆死後三天會先化作一陣煙，從棺材底部出來再變成貓，貓吃下自己吐出的泡泡後便成為變婆。喪禮那幾天全村所有人都待在家裡傾聽，外頭有沒有怪物的叫聲。期間各家緊閉門扉，拿鏟子卡住門把，有時會在隔天發現門上出現白手印。
這場自主規制的宵禁持續到有人私下從該家族成員那裡聽說，屍體已經處理「乾淨」了，訊息馬上通過緊密的人際網傳遍全村。當晚大家立刻歌照唱街照逛，回復原本的日常生活。這是妖怪傳說深入鄉民生活的經歷，讓我在閱讀時印象深刻。
也正是因為變婆的傳說在當地如此與生活緊密連結，所以在規矩上也十分嚴格。當地人十分重視根骨，也就是家族譜系乾淨與否，乾淨的是nyenc lail，不乾淨的就是biinv。對這個分類要感到意外反而很難的是，nyenc lail往往是村寨裡地位較高、擁有更多資源的「人靈」家族，即使是妖怪也逃不過階級的掌控。
當地人認為會受變婆污染的原因很多，有時可能在路上遇到變婆就會遭到污染。還有當地人因為在回家路上遇到變婆或者可怕的異象，意識到自己恐怕已經成為變婆，為了避免污染家族所以終生離鄉背井，由此可見這些傳說有多深植於信仰者內心。
雖然光是看見就會受到污染感覺實在太嚴格，不過按當地人邏輯是，只要祖先有保護子孫，就算變婆從眼前走過去，祖先也會遮住子孫的眼睛讓人鬼遮眼，咳，我是說在庇佑下看不見髒東西，或者把髒東西看成普通沒有殺傷力的家畜（然後有說法是最多保護三小時，大概需要蓄力 XD）。
然而相對來說就是如果祖先不夠力的話，家族敗亡也是自然的，又是一個與階級流動連結的可能性。不過比起比較難防範的「路過碰到」，一般主要的污染源是體液，特別是血或奶水。
口耳相傳中也有遭到鄉民拿槍驅趕產生恨意的變婆家族，以賠罪為由請全村吃飯，結果暗中在飯菜加入奶水，導致全村成為變婆，不知道該不該以恐怖形容的故事。也因為這樣，當地人一般不會吃變婆家系端出的食物。
然而重中之重的無疑還是結婚，這也是本書探討的主題。侗族相信如果家族裡有人和變婆通婚，就可能讓整個家族的人通通跟著成為變婆。為了避免受到污染，乾淨人家的父母與家族長輩會嚴格控制子輩的婚姻。如果有人膽敢跟變婆家系的人結婚，就會被逐出家族徹底切斷關係。男生會被要求分手，女生就算懷孕也可能被迫墮胎。
只不過這些變婆要素越看越覺得根本難以防範，最簡單的不結婚都會不斷有人突破防線。體液什麼的只要生活在同一村落裡，有時多少還是會發生自由心證的狀況。更別提連看到或接近都不行，這擴散力強到不可能有效控制範圍。
所以也有受訪的侗族儀式專家「鬼師」提及，現在侗族村落裡，居民中有百分之三、四十屬於變婆家族算一般，高達百分之七、八十的也有，某些地方已經整村都是變婆家系了。
這種以設定而言很合理的結果，但就搞死自己而言好像又不是很合理的發展不免令我好奇，侗族人，又或者說當地少數民族，對於「根骨」乾淨與否的堅持與區隔，其源頭除了超自然因素之外，究竟還有什麼歷史淵源在裡面？
沒錯，中國西南不只侗族人有「變婆」禁忌，傣族有琵琶鬼，苗族則有「釀鬼」和「老虎鬼」。這些不祥存在往往可歸類為「鬼蠱」，也就是圈出一群特定的人，認定這群人（家族）是附身家系，或者會行使巫術（我在閱讀時常聯想起日本靈異漫畫中的犬神等附身家系，本書中對相關習俗與文化的描述，都與之頗有類似之處）。
變婆、生鬼、獸鬼、貓鬼、琵琶鬼，這些蠱毒（妖怪）傳說存在各種變形，但衍生出的民間文化是類似的。最終的結果都是「根骨」乾淨的人家，拒絕與這些蠱毒之民往來。侗族的好人家（人靈）不會和變婆家系通婚，草苗則拒絕和有鬼的家族在日常互動。
不過最兇的還是傣族對琵琶鬼的處置，傣族人認為琵琶鬼會造成瘟疫肆虐。當地人如果懷疑某個人是琵琶鬼，會請巫師作法拷打病人，想辦法找出鬼的名字。找到以後比較和平的手段是驅逐，嚴重起來時會放火燒房子。日本村八分至少在火災和喪禮這「二分」鄉民還會幫忙，但傣族面對琵琶鬼甚至可能趕盡殺絕，真的很兇。
更尷尬的是會成為琵琶鬼的條件開出來，差不多是只要和一般人有點不同就可能是。很有錢或很窮、特別美麗，或者不合群的人都可能被指認為琵琶鬼。被指控的人到頭來往往得自成一寨，除此之外完全沒有其他族人要與其往來和通婚，規矩非常嚴格。
顯然在中國西南少數民族間，這種與妖怪傳說連結的社會規則，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若要探究習俗形成的理由，往往與環境和歷史因素密切相關。於是中國西南妖異傳說的源頭，自然也與當地曾經發生的過去有關。而根據本書提出的答案，這提問或許能以另一個提問取而代之，那就是中國西南是如何成為中國西南的？
宋朝的國土疆域線畫在今日湖南省的靖州縣到黔東北、黔東南的交界地帶，而且對當地無法實質統治。但蒙古滅了大理國之後積極往雲南和貴州擴張，並在當地設立民政官「福祿永從長官司」以及軍事管理機構「古州八萬軍民總管府」，於是當地民族開始被迫接受外來統治。
元國政府倒台以後，因為蒙古帝國依然存在，而且殘存的王室逃往北方形成北元，終明朝一代皆與之為敵。加上元國冊封的梁王在雲南勢力深厚，為免北元與雲南梁王會串連起來南北夾擊明國，明太祖決定開闢從湖廣經貴州抵雲南的驛道「一線路」討伐梁王，以阻斷其與四川南部和湘西土司的聯擊。
儘管梁王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被滅，但開疆闢土的野心可停不下來。自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雲南建省起，明國便展開一連串長時間、有計畫的武裝移民。先是消滅梁王的二十萬士兵被要求留守貴州屯田戌邊，再來是永樂十一年（1413年）貴州基於軍事戰略位置的重要性建省之後，沿著整條驛道不斷出現漢人屯墾區（衛所和屯堡）。
整個永樂年間有整整三十五萬軍眷和平民移入貴州，號稱十里一屯的屯墾區就這麼一個個插入西南民族世居的土地，理所當然的爭奪當地有限的空間與資源。連帶驛道作為武裝殖民計畫的利器也要繼續修築，自烏江之南，湖南綏寧分為一幹三線，國家機器一路往遍佈高山的黔東南推進。
土地與生活資源不斷遭受掠奪的結果，自然引發當地民族武裝抗爭。洪武十一年（1378年）到十八年（1385年），現在的今州黎平一代有侗人吳勉率領二十萬人起義。明國派出總數約三十六萬五百人的大軍鎮壓，殺掉四萬多人，俘虜七萬多人。該戰之後當土司直接被有功人員取代，並留下三萬士兵建立更多屯墾區，建立無數的所、頓、碉堡和驛站。
明中期以後洗人口政策大成功，漢人已成為貴州人口最多的族群，並將當地平坦的壩子與良田全部占走，引發當地少數民族苗、侗更多的憤怒和戰火。而每次的戰敗都迫使這些成為難民的原住民不得不離開故鄉，逃往更深的高山以求自保，而這些新的居所也就成為政府勢力尚無法進入的「生界」。
這股武裝移民的趨勢並未隨著明國滅亡而終止，實際上整個清國存續年間都在進行更加深入的擴張及統治。根據康熙年間的皇輿全覽圖，當時貴州省的黔東南黎平到雷公山、月亮山，仍然是一片空白的「生界」，那是「中國」統治力尚無法到達此地的證明。
但為了剿滅南明以及三藩之亂中的吳三桂勢力，清廷大力掃蕩這塊區域，武力進去行政當然也會進去。雍正四年（1726年）起，當地開始改土歸流。歷史課本簡單一句話，就是以前是藉由當地土司間接統治，以後則改由國家直接指派官員來此。
也就是說以前還得找代理人，現在自己夠有力可以直接上，這背後顯示的統治實力擴張都伴隨當地人的無盡血淚。明清兩國都擅長使用兩面手法，一方面攏絡、收買當地土司、部酋建立朝貢與臣屬關係，不聽話歸順的便派出軍隊殺進去。
長年清洗下來的結果，一開始就很難打贏，到後來更是沒有能量可贏。生苗久而久之都會變成熟苗，最後改土歸流便這麼成為時勢所趨，國土也就這麼一步步的向外推。
由於雍正把黔東南最後幾個生界，視作湘桂黔三省要衝和通往兩廣的門戶，在戰略、交通（清水江可通湖廣，都柳江可直下兩廣）和經濟位置上都是要地，加上豐富的天然資源如水銀、硃砂、山貨和木柴，外帶盤算擴展當地的販鹽市場，所以這幾個最後的生界在雍正命令下被直接推平「打通」。
這整個過程滿是血淚，淒慘程度不下世界史上無數的殖民故事。自雍正七年（1729年）到乾隆元年（1736年），清國都不斷對當地用兵。光一場古州生界之戰就焚燬1224寨，壯丁全數被殺，並俘虜兩萬五千五百二十人，這之中有一半的人後來在軍營中被殺。
戰爭期間將領張廣泗要求三百八十八個寨交出叛黨，在戰場上斬首一萬七千六百七十多人。因為砲擊、飢餓、跌落崖谷和染病身亡的人數，則約在十五萬到十六萬間，因為這場戰爭直接、間接死亡的人數共計三十多萬。
在雍正年間，所謂新疆指的是中國西南。貴州博物館至今保存雍正於1732年（雍正十年）寫下的歷史文件「古來王化外 今入版圖中」。但實際上當地人的反抗並未結束，古州生界之戰直到乾隆上任才終結。
縱觀明清兩代當地人始終未曾停止抗爭，也曾經串連太平天國，直到光緒年間都還在持續起義。正是這樣的無盡血淚才催生出深入人心的鬼故事，並建立起以巫術指控污名化特定族群的社會傳統。
以人類學觀點來說關於巫術最早期的研究，如英國醫生兼人類學家威廉．里佛斯（W.Rivers）的『醫學、巫術和宗教』到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iki）的『巫術、宗教與科學』，都集中在其他民族信仰或施行巫術的理由。並試著區分巫術與醫學和宗教有何差異，但這樣的觀點後來被認定太過西方主義本位。
英國人類學家詹姆斯．弗雷澤（James Geoge Frazer）提出巫術的原理是通過與神鬼溝通、人事物的模擬或接觸來獲巫術力量。巫師運用同類相生的規則來行使巫術的叫「模擬巫術」，透過物體來對他人施加影響的則是「接觸巫術」。
像釘草人就是模擬巫術，降頭術則是接觸巫術，想要詛咒某人便要準備那人的人骨、血液、頭髮和指甲。儘管白巫術與黑巫術的區別深入人心，但作者也提及音樂人類學者蔡宗德，在研究印尼民族音樂時記錄到的鬼娃娃事件。
這是印尼當地一種與靈界溝通的方法，藉由行使某種靈與惡鬼的交換儀式來達成事主期待的結果。印尼巫師的經濟條件本來就很差，所以行使具傷害性的巫術也不會帶來更多損失。而且行使黑巫術也有助於化解事主內心的怨恨、痛苦與執念，使其得以化解其內心糾結，以免做出更具體恐怖的傷害。該怎麼說呢，感覺是很有意思的觀點。
李維史陀認為人們選擇巫術治病，是因為巫術為病患提供一個結構化的解釋框架，讓病患經歷的痛苦變得可以理解，並依靠這個解釋框架來建構行動方案，讓巫師得以帶領患者重新擁抱希望。巫術可以幫助患者在理解疾病、實踐治療方法的同時，重新取回主導命運的權力。
美國人類學家Pamela J. Stewart和Andrew J. Strathern統整各地的巫術民族誌之後，將巫術分成憑藉具有魔力的物質、魔法或咒語行使巫術，對某些人、事、物施加影響或給予控制的sorcery。以及某些天生具有超自然能力，被懷疑能可怕力量傷人的witchcraft。美拉尼西亞人就用mana稱乎超自然神秘力量，但同時也相信某些巫師和英雄，天生就有超能力可以治癒或傷害他人。
英國人類學家伊凡普里查（E.E.Evans Pritchard）研究非洲贊德文化和阿贊德人的巫術。阿贊德人利用巫術解釋疾病、死亡與不幸的特殊事件。同時一樣具備傳染性的mangu概念也深入人心，也就是只要有一個人被證實為巫師，跟他有血緣關係的人也全都是巫師，而且公認會對人形成傷害。
伊凡普里查是最早將巫術視作社會群體危機處理機制的人，在他眼中巫術不是邪術也不是迷信，而是一個社會解決衝突和危機的方法。歐洲的獵巫是要糾出不幸事件的代罪羔羊，阿贊德人則是透過淨化儀式來解除社會中的緊張關係。
這個觀點影響了人類學對巫術的研究，可以分為功能主義者（functionalist），如英國社會人類學者John Middleton和E.H. Winter，著重於巫術的社會功能例如社會秩序的維持。認知論者（intellectualist）則主張巫術展現出是該社會的世界觀和思維體系，並建造我群和他群之間分隔彼此的社會界限，不只關於社會秩序也包括心理秩序，代表人物為弗雷澤。
現代研究大抵走騎牆路線，也就是認定巫術的謠言和傳說，在維持社會秩序和心理認知的社會界線都很重要。全世界都有各式樣的巫術指控事件，藉此抹黑或尋找代罪羊是普遍的人類行為。而這些謠言往往代表社會族群、階級或性別間的對立與敵意。
人們對他者的想像反映出社會的權力結構，巫術指控則是用來鞏固社會內部人群的界線。比如Stewart和Strathern歸納出歐洲巫術指控的三個階段，不幸發生，人們開始猜疑議論的「僵持階段」。謠言成型後依據當地文化傳統，再催生出社會行動的「清算階段」。以及最後由宗教機構或國家司法部門審判行刑的「履行階段」。
我自己想得到的例子，像是2014年馬航370號班機空難事件，當時馬來西亞當地知名巫師發表的占卜結果「不是在空中，就是在海裡」成為全球笑談。但現在回憶起來，這或許是當地社群試圖理解特殊意外的方式。
而巫術指控這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世越號事件發生後，由於南韓政府與商船經營者各種荒腔走板的應對，加上韓國邪教興盛的歷史背景，最終形成繪聲繪影的陰謀論。也就是當時的南韓總統朴槿惠為了自己的信仰，決定獻祭這批受害者的巫術指控，這當中夾雜的厭女思維更鮮明可辨。
依同樣的理路解釋，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巫術與妖怪傳說，也都與其歷史與政治因素帶來的社會危機密切相關。知名的苗女下蠱傳說，主要出現在「異族接觸地帶」湘西。歷史背景正是明萬曆年間在該地修築苗疆長城、清國再加以續修，以隔絕拒絕王朝統治的苗人族群的舉措。
雖然國家方針是禁止國民踏入生界，但生活在當地總會混雜起來。實際上發生的是出現很多漢人進入苗疆，與苗女結婚並在當地發展、建立地緣關係後，協助當地少數民族展開武裝抗爭的案例。官方稱這些人為漢奸，認定苗漢通婚是導致當地動亂的主因之一。
同時苗女的社會地位遠高於漢族女性，自由戀愛、婚前性行為風氣濃厚，婚後也會繼續住在娘家，直到懷孕才會開始住進夫家（即人類學所謂的「緩落夫家」習俗，背後可能涉及的是兩邊家族對人力資源的爭奪），而且不管男女都維持開放式的婚姻關係。
不用說，漢人男性對這點大受衝擊，並企圖藉由國家統治力，在當地引進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以及守貞的規則。於是在乾隆、嘉慶年間的苗亂之後，官方出版的地方志等文獻，開始出現大量污名化苗女的「苗女下蠱」傳說。
這個傳說的用意最主要是為了嚇阻男性漢人，進入苗界並與苗女通婚的行為。如果說修長城是有形的邊界，那鬼故事在這裡就是無形的邊界。同時這些鬼故事隨著漢族文化優勢與武裝殖民的過程，進入當地少數民族的文化中，到頭來被苗族內化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
當地人會互相懷疑特定家族或外地人可能使用巫蠱害人，唯有揪出下蠱的人才能解除糾紛與危機。而不管是巫蠱還是上面提到的，關於變婆這種附身家系的鬼蠱，作用在少數民族社會文化中的效果，都集中在區分「我族」及「他者」，演變至今的結果，就比如侗族的「人靈」與「變婆」。
侗人會以「合款」也就是由鄰近村寨組成軍事聯盟的方式來保護家園，款小則數寨，最大可能包括整個南侗。合（連）款的歷史紀錄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這樣的軍事組織自然也是國家打算破獲的目標。即使進入民國初年，也還有黎平縣竹坪村的三十六人事件。當時合款首領揪出通敵者懲處的結果，是整個村被政府軍隊報復，三十六位款首皆遭處決。
在國家機器的壓迫下，真的會死人而且牽連甚廣的危機感，讓當地少數民族為求自保，必須對所有可能成為奸細的人嚴加防範。而那些「根骨不乾淨」，比如陌生人、階級較低或家族名聲不好的人，自然最可能被敵對勢力比如政府吸收利用而叛變。
於是在幾百年的歷史矛盾與血腥戰爭後，少數民族已經無法相信陌生人、外地人等所有來歷不乾淨的人。對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而言，不嚴格區分我族及他者的代價十分慘重，一旦破防便可能賠上整個村寨、幾十幾百個村寨，甚至整個民族的未來。
為了自我保護，巫蠱和鬼蠱的鬼故事便深入人心，並深深影響人們生活與選擇婚配對象的依據。侗人的婚姻模式也正是自明清開始產生變化，婚配對象的選擇範圍越來越小。清初雍正年間各款區有一個「九十九公大合款」的決議，將婚制從遠距離的村寨外婚改為村寨內婚，稱之為「破姓開親」，這個款約的施行範圍幾乎涵蓋整個南侗居住的區域。
從此「三十天路程找女子，七十天路程長郎婿，帶肉肉變蛆，帶飯飯變餿」，路上還會遇到妖怪擄人、吃人、蛇怪討老婆之類充滿象徵搶親意謂的鬼故事成為過去。鬼故事來到變婆時代，現在村寨內的同姓只要不是同一房族（內姓）便可結婚，某方面而言也是為了破壞統治者，企圖以冠漢姓使當地民族「文明化」的計畫，同姓可婚便是當地人反抗漢文化的展現。
巫術與變形妖怪的故事在中國西南成為中國西南的同時，也漸漸化作巫蠱與鬼蠱傳說。當地少數民族以披著鬼故事皮的安全法則為基礎，默默建立起以血緣為要件的嚴格區別機制。當這個區別機制受到統治者引進的階級觀念影響時，便進一步形成階層，以及伴隨階層而來的社會規則。
雖說侗族原始是沒有階級的平權社會，不存在國王國貴族，而是由寨裡德高望重的長者討論後再共同決議的共議制。寨老人選主要是看個人能力而非世襲，合款的軍事聯盟則由各村代表選出的款首號令。
但這個平權社會其實比較類似人類學上的原始共產概念，非但不等於烏托邦，反而有自己嚴格的一面。實際上，前面也提過的「太有錢（讓人眼紅）、太窮（需要別人分享已經很有限的資源）、太漂亮（引發太多年輕男子起糾紛？）」都可能被指控為「鬼」來看，也確實比較像棒打出頭鳥，最好不要有人太特別的潛規則。
我想這跟當地資源有限，需要集體互助的環境限制有關，某方面而言也是為了避免村寨內會出現任何導致不合的危險因子。同時隨著中國擴張開始利用「土司」，也就是集民政與軍政統治權於一身的世襲官員統治該地之後，封建禮教等關於等級的概念與規則，也開始深入當地少數民族社會中。
侗族內部開始產生臘卡 / 臘更與爺頭 / 侗崽的上下階級，而新興階級的存在也會影響到婚姻對象的選擇，連小寨都不能隨便與大寨通婚。鬼故事加上階級觀念，兩相綜合起來便成為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特殊婚配規則，背後則有保衛家園、控制資源流通，維持家族在村寨內階級地位的用意。
所以根骨乾淨的人靈家族只在舊親之間結婚，而變婆家族也只能和其他變婆家族婚配，並以此確保村寨的穩定。該怎麼說呢，階級不流動但也不讓人活不下去，社會自然就很穩定。
只不過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不可能那麼條理，所以還是會常常出現自由戀愛修成正果的事件，然後即使如此也會因為大人的理由產生各種變化球。比如只和根骨乾淨的好人家結婚，意思就是很容易會變成近親結婚，長久下來當然容易出現遺傳疾病。
特別是像本書研究核心的侗族，為了維繫家系的乾淨，基本上不甩中國政府禁婚親相關的法律，只依族內的規矩同姓不婚。甚至因為風險因素，還傾向選擇不外嫁外娶的塞內婚，人們只在自己的聚落裡嫁娶，結果形成非常封閉的血緣關係。
長此以往遺傳疾病有時會變成很嚴重的問題，逼到nyenc lail家系的人，也只能乖乖和變婆家系的人結婚。更別提有時禁止通婚也可能也是做個樣子，實際生活還是比較重要。比如有些父母為了家裡尚未嫁娶的年輕成員，必須在自己兒子和biinv結婚時強硬的切斷關係。但等到弟弟妹妹都完婚了以後，自然就可以繼續互動。
但當然這是兒子的狀況，女兒的話往往會被結結實實切斷全部關係，書中就有一個案例，是母親連女兒坐月子都無視，最後是族裡的女性長輩可憐那位女子，才替她做月子（侗族的習俗，由女方替產婦坐月子）。
有意思的是照書中描述，不同少數民族對鬼蠱的對應方式不同，傣族最嚴格，苗族次之，會嚴守社會界限，不與「有鬼的家族」在日常中往來，更別提結婚。侗族則是裡頭最開放的，不能結婚，但可以一起工作、聊天、交往甚至行歌坐月（年輕男女娛樂性質的交往互動）都不排斥。
但當然就會出現好人家的男人，特意開變婆家系女子玩笑，摸對方的手骨想尋找妖怪跡象之類的微歧視。但可能正因為距離很近，更可能產生各種齟齬，所以侗族還會每五年辦一次「玩變婆」節慶。
節慶中會由人靈出身的男人用棕櫚樹皮蒙臉，手臂紮稻草、戴面具來扮演野人（變婆），步入村中並與村民玩樂。節慶結束時再，這些扮演妖怪者再隨著鞭炮與蘆笙樂曲離開村寨。某方面而言是藉由儀式來緩和原本的緊張關係，將壓力釋放出去。
但對於侗、傣、苗族在這方面的差異，我剛開始以為是人口數量導致沒得挑剔的關係。但一查傣族人是最少的，162萬左右，侗族近三百萬，苗族光在中國就有一千萬，所以好像跟人口數量沒有密切相關（如果不是完全無關的話）。
所以我後來再想一想，覺得或許跟生活環境有關係？本書進行田野調查的侗人村寨都位於生活艱困的山區，這大概不是什麼可以任意隔絕人力資源的環境。但我對傣族和苗族的生活環境也不熟，就不確定是否也是因為生活環境才產生不同的對應方式。說不定有其他更複雜的歷史因素，比如極其嚴重的傳染病，才導致傣族那樣激烈的琵琶鬼應對機制。
回歸正題，正因為鬼故事的來源是少數民族為了在長期戰亂中，為了自保不得不產生的區隔模式。於是實際運作上會因應情勢（大人的理由），產生各種不同的應對及變化，也就其來有自。
比如作者訪問到的平地侗族就表示，變婆主要出現在位於深山大林和偏僻的高坡村寨裡，大型的平壩村寨通常不會有變婆。我想這也代表漢化較深的平壩村寨，由於比較不會遭受政府質疑與攻擊，對外人自然也不再那麼需要提防，更不會產生嚴重的內部衝突。
反而位於深山與高坡的村寨，很可能都是曾經難民的子嗣、特別受到壓迫的那群。被追殺與迫害甚至滅族的恐懼仍深植他們心中，是故採取較為嚴格的方式執行區隔我族及他者的傳統。
妖怪、變婆與婚姻：中國西南的巫術指控藉由深入當地的田野調查，探討政治紛爭與血腥戰爭所形成的歷史記憶，如何形塑當地少數民族的巫術與妖怪傳說，來達成社會與資源控制的效果。頁數不厚可是內容豐富，是令人開擴眼界的用心研究，也再一次說明事出必有因，鬼故事就是人的故事。
如同作者顏芳姿在本書開頭提及，她剛開始為了融入當地部落可說是吃盡苦頭。排擠與謠言多不勝數，大家都懷疑她是中國政府派去執行生育計畫以及找麻煩的間諜，沒人願意相信她。即使後來學了侗語，還是被嚴格提防（那森林有多黑，潭水有多深，我們都不知道，何況人心比森林和潭水更深啊）。
由此可見從元國以降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些政權對當地人都是帶來壓迫剝削的恐懼源頭。為了與之對抗便利用原先便存在，用來處理社會危機的巫術與妖怪傳說，進一步標籤並污名化帶有危險因子、比如可能協助外來政權滲透的人們，並逐漸形成森嚴的階級體系。
有意思的點在於這些鬼故事的早期文獻，很多其實是明清兩代國土擴張後，文人基於新鮮感大量紀錄下來的「新穎故事」。這些紀錄多少帶有歧視與文化覇權的味道在裡面，而長期受到壓迫與清洗的少數民族，一方面作為故事本身的源頭，另一方面卻也可能在漫長歷史中強化並內化這些他者的敘事角度，更進一步將之融入自身文化，作為保護自己對抗外族（人）的話術與制度。
對外將妖異傳說作為抑制他者進入其生存領域的恐嚇，對內則藉由巫術指控污名化來歷不名或無法信任的群體（通常是較晚移民村寨的人），以維持聚落內特定族群對安全與資源的掌控。殘酷、僵化，卻也是為了活下去奮力點出的生存智慧，並形成獨特的文化景觀，思考其背後存在的共通人性則格外令我感慨。
AP連結：妖怪、變婆與婚姻：中國西南的巫術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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