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片子開始沒多久，就看到有人的經驗是整個療程被這個卡巴特醫生一路猥褻，最後醫生直接趴到自己身上，嚇到不敢動的患者最後被射精在肚子上，然後這醫生拿針筒現場抽取精子再注射進她的子宮……喵的這不叫捐精，叫強暴！！！
更慘的是患者不敢和別人講更不敢和老公講，之後十六個月間還得一直回診，每個月五次……
1970、80年代醫病關係遠比現在更不對等，試管嬰兒與人工授精技術也尚未普遍被社會接受（天主教會甚至認證這是通姦）。肯提供這類服務的醫生對不孕症夫妻來說有如救星，而能為未婚女子與女同性戀情侶提供技術的醫生更是走在時代尖端的大好人，比如這部紀錄片的事主楊．卡巴特。
劇中好幾位女性出面控訴卡巴特在整個醫療過程中的種種猥褻和性騷擾行為，很多人都覺得不舒服，卻在醫病關係不對等下只能忍氣吞聲。實際上有求於人的是自己，要是醫生叫我以後不用來了怎麼辦？結果再來發生的就是一個想強暴女人的男人，成功強暴想懷孕的女人這種詭異又悲哀的結果。
當然也有很多人的經驗沒那麼糟，或許過程是有點不舒服，當然也很多人從頭到尾都沒什麼問題，直到發現……喂，我沒說要你的精子啊！
卡巴特診所的另一個問題在管理混亂，偽造捐精者經歷、提供錯誤資訊給要求提供精子來源的病患（有時甚至擺爛到複製貼上），以及最糟的，替換掉患者指定的精子，比如患者丈夫的精子，改用醫生本人自己的上。現在回憶起來，孩子出生以後醫生熱情的索要照片與生日卡的行為，還真令人不寒而慄。
在這些案例中女人選擇孩子父親的權力被剝奪了，被以操持專業與權力的生理男性剝奪，使用醫療技術或者乾脆直接強暴。新科技在權力關係仍依傳統運行的社會裡被抱持惡意之人利用，做壞事的人憑藉其專業與高社經地位，還會因此獲得讚美、敬重與豐厚收入。卡巴特披著親善弱勢的羊皮，把來到自己診所的女性狠狠剝皮，還期待她們感謝。
當然卡巴特一開始不承認這件事，然後他就死掉了，官司打了幾年才總算獲得判決：「卡巴特打破與病患立下的重要協定，從而違反其醫療職責，關建在於卡巴特是否使用其精子，為病患進行授精，結論為本庭認為有足夠之根據推測，有多名受損子女可能是卡巴特的後代，故裁准原告可進行DNA比對檢驗，將自身DNA圖譜與卡巴特的DNA圖譜比對。」
好，現在可以驗了，果然犯人就是你啊！！！
劇中受訪談的醫生也不諱言，如果要用ME TOO標準審視1970、1980年代的（荷蘭）醫院，那有無數男男女女肯定都會被逐出場，那時代的社會氛圍便是如此。更別提女性病患、特別是想做人工授精的單身女性與女同性戀情侶，面對少數肯提供技術的男醫生只會更不對等。
在那樣的環境下受害者難以發聲，更嚴重的是有時她們甚至不知道這算不算侵害。她們擔心被嘲笑反應過度、不懂幽默、不尊重專業，也害怕失去懷孕的機會。結果在還沒釐清自己真正的感受與意願時已受到傷害，可能終其一生都為此痛苦，還得看著那個自己理應去愛的孩子，作為自己的被害證明而存在。
紀錄片中這群出來控訴的女性差不多都是阿嬤的年紀了，她們從青春年華一路成長到這個年紀，才終於有這個聲量和舞台去控訴自己曾經受到的欺凌。做出那些惡事的醫生只在生命尾聲不爽一陣子，他反正兩腿一伸留下一大堆自己視之為戰利品的孩子，爽爽的走了。
而且這些孩子不見得會和母親想的一樣，當然他們也沒義務要和母親同仇敵愾。
關於這群卡巴特兒童的反應，很人性的就是家庭功能（和家境有關係但不能畫上等號，這邊主要是指情感面的支持能力）越好的卡巴特兒童，對於卡巴特就越冷眼看待，也不認同其作法。而家庭功能沒那麼好甚至很糟糕的，往往對卡巴特熱情得有點過頭。
卡巴特一頭金髮，身材高大健壯，還是個醫生，客觀上作為基因提供者沒什麼好挑剔的，就像其中一個孩子講的，本來可能更糟。其中甚至有些人對自己父親是個成功的犯罪者儼然沾沾自喜，畢竟，很少人真心討厭贏家。
外貌和社會成就不錯的卡巴特兒童，對卡巴特份外包容並對其惡行一笑置之。成就普通的對於自己多了一群厲害的兄弟姊妹，反應儘管迷茫但也不會很差。對這群情感較偏向卡巴特的人來說，母親受到的傷害太過曖昧，那份恨意又和成長過程的不快樂攪在一起，要他們要感同身受簡直不可能。
更別提自己是因此出生的，選擇站在精子提供者那邊，或至少忽視這裡頭的不道德，某種程度來說對心理衛生比較好。甚至也許完全跳脫並忽視（或至少適度忽視）母親的痛苦，可以過得更加快樂。有時候人就是沒辦法不那樣選，在一段私人關係裡那往往沒有對錯，真正有錯的是造成這一切的犯罪者。
這種傷害本來可以不用發生的，只要卡巴特不濫用職權甚至犯罪，這些成功懷孕的例子應該不會那麼酸楚。當然不可能每個人都擁有幸福的童年與家庭，但至少不幸福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成為了受害者，也不是因為有個醫生極度放大個人權力，讓自己的身影永遠介入母親與孩子之間。作為一個從頭到尾沒有開啟甚至拒絕親子關係的人，他還永遠騎劫走別人親子關係裡重要的部分。
當然卡巴特可以做到這點的真正理由，就是關於試管嬰兒與人工授精的技術在那時代，無論是醫學倫理面的規範，還是法律規定都十分不足。更慘的是以當時對這整個議題的理解與接受度，就算很快就把相關規範訂出來，恐怕也訂不到點上。甚至反而造成不當的限制，比如同性戀和未婚女子一定直接出局，反而失去了灰色空間。
而這點也說明權力關係是一個多麼幽微的機制，一部法律又或者說一個公共政策該怎麼推動並運作，都需要十分細膩的處理，而非用同一套標準強硬推動，結果沒有真正處理到點上。說真的如果一套法律改革號稱追求人權，結果是準備把當前制度捅個千瘡百孔、並製造更多受害者的話，其自稱正確進步的言行顯然荒謬可笑。
紀錄片後續開始揭露許多我們現在依舊感覺混沌的問題，開設不孕症診所兼精子銀行的卡巴特，光一個人就透過醫生職位搞出至少六十名孩子，而他本人在三段婚姻又生下九名孩子，外帶婚外情又一個孩子。
七十個已經很多了？不，問題不只如此，卡巴特還大量使用其他捐精者的精子，幾乎沒做什麼篩檢、調查也很隨便，肯來都行，要喝咖啡嗎？卡巴特用他助理路易的精子為不同婦女進行人工授精，結果搞出了至少兩百五十個小孩。
其中一個受訪者表示，剛開始發現自己有十幾二十個手足時還蠻好玩的，但兩百五十個？我開始覺得自己像實驗鼠。然後爸爸是金髮醫生是一回事，爸爸是有色人種助理又是另一回事，基於政治正確紀錄片不可能直白講出來，但人類社會就是這麼現實。
此外有些患者希望能多生幾個，後續又回頭找卡巴特醫生診療，但儘管明明指定要和第一胎一樣的捐贈者，可實際上卡巴特常常當作沒這回事胡搞一通。有良心的醫生可能會盡力尋找和受術者夫妻外貌相似的捐精者，但卡巴特可是從人種開始就很自由派，而且很明顯這可不是基於什麼社會正義的理由，他單純就是在享受自己可以胡搞瞎搞的權力而已。
結果就會發生有些人發現他和另一些人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但這個人的弟弟和自己的弟弟也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不過自己和自己弟弟是同母異父的兄弟，然後還不同人種的事。貴圈真亂是事實的時候，多半笑不出來，當事人只能苦澀的帶著自嘲活下去。
卡巴特拒絕評論整個爭議也堅決不認錯，其遺族大抵裝死，但助理路易本人倒樂於侃侃而談。他正大光明的感謝卡巴特，因為始終沒能結婚或找到固定伴侶的他，要不是卡巴特絕對沒辦法有孩子，更別提是兩百五十個孩子。他很本能的享受這個結果，希望自己的喪禮可以非常熱鬧，也確實找到一個真的認同他是爸爸也親密往來的兒子。
但問題是，兩百五十個這數量真的太多了，亂倫的隱憂也伴隨而來。路易對此的開脫則是他捐精的時間長達二十年，兩百五十個孩子認識並進一部交往的機率有多少？可實際上就已經有人和自己的同父異母姊妹在社交網站上配對成功，要不是男方知道此事對兩人過於相像的外貌有所警覺，可能兩人根本不會發生這件事，就像有一對同父異母的姊妹事後才發現曾經當過同班同學一樣。
或許有些人認為愛可以超過一切，亂倫又怎樣，但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到，以為找到幸福結果卻感受絕望的人該怎麼辦？更別提，遺傳疾病的問題呢？助理路易本人有輕微的自閉症，在兩百五十個子女中有人正常，也有人同樣出現輕微問題，但也有些人症狀非常嚴重。
疾病的基因篩檢直到現在都不是那麼單純的事情，很難做到百分之百的防範。而卡巴特和路易的抗辯也不是全無道理，曾經有一段時間遺傳疾病的問題沒有那麼被重視（捐精者只要看起來像個正常人就可以了），所有診所都是後來才開始注意的。
而在早期自閉症也沒有像現在那麼受重視，特別是輕微症狀的人，很多都是長大以後才知道這回事，而且自閉症的人當然也還是有權利生小孩。但捐精可以嗎？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在書中提問，我們全力優化，直到自閉症與所有精神疾病的基因都從人類基因庫裡排出去，真的是好事嗎？
但另一個現實問題則是，沒有人會在懷孕之前就想著我要一個自閉症小孩，而且現代社會鼓勵父母防範這事件。該怎麼說呢，理想和現實之間是有衝突的，而在這件事上科學與法律的極限很明顯的擺在那裡。
此外捐精還涉及另一個法律問題，孩子能否知道捐精者的身分？捐精者能否知道自己孩子的狀況？視個人情況不同，理想情境也會更動。有些人可能覺得一輩子都不相見是最好的，也有人覺得見一次可以，甚至也有些人會變成朋友，甚至更多的可能性。
問題是伴隨這些可能性而來的還有法律爭議，很少有男人會心甘情願養自己不想要的孩子，但歐美確實存在某些判例要求捐精者要撫養自己的孩子，這是一個大問題。而另一個大問題則是，當捐精者已經打擾到孩子的家庭生活時，孩子可否有權力將之驅逐出自己的人生？
紀錄片中一個在卡巴特診所接受治療然後正常懷孕的家庭，那個女兒從小開始時不時就會收到奇怪的郵件。她滿十六歲時決定要見自己的基因提供者時，卡巴特診所給了她聯絡方式，她赫然發現那個人的字跡和奇怪郵件上的簽名一樣。
卡巴特診所的管理顯然真的一塌胡塗，使得這個捐精者輕易就進入辦公室偷走病患資料，並得到「孩子」的聯絡方式，然後當了十多年的跟蹤狂。他很驕傲的，這些可都是我的孩子，我有很多的孩子。
之後對這女孩而言，「爸爸」的概念開始變成一場惡夢。這男子既自大又自戀，沒日沒夜的進行情緒勒索，希望能成為女孩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實際上誰想讓個變態噁男，對，他就是變態噁男，正大光明的進入自己家庭？而當她想切斷關係時，對方還死都不肯走。
最後女孩和她憤怒的母親想著，好吧，卡巴特診所的管理既然是那麼的一塌胡塗，那不如做一次DNA檢測吧。賓果，做出來這女孩和那個名義精子提供者還真的是沒有關係，當夜母女倆開了香檳。但糟糕的回憶已經留下，而原本不該出這種錯的。
遺憾但不意外的，這不只是荷蘭的事，首先助理路易因為太想要後代，他不只在卡巴特的診所捐精，他還跑到荷蘭其他兩家不孕症診所捐精是一回事。另一個恐怖的點則是，開精子銀行的卡巴特會把手上有的精子，或賣或交換的送往其他國家，所以上面提到的數據實際上絕對不只那樣，片尾時又出現一個來自瑞士的卡巴特兒童出現。
卡巴特當年和他太太兩個還著精子一起闖關美國，並把這視之為自由與人權的勝利。該怎麼說呢，站在進步、人權甚至高科技的觀點上好心做壞事不但有可能，還真的曾經發生過，像卡巴特這種明擺著懷抱惡意做壞事還從中歛取大量財富的人，甚至成功將自由和人權化作自己惡行的明亮包裝紙。
我驀然回想起那些以人權之名誘導兒童跨性別並以此謀利的醫生，還真是一樣，都一樣。這幾天看到國外一個LGBT媽媽感嘆，活在當今世道她很為女孩難過。對一個愛玩卡車的女孩而言，往右邊去是女生要有女生的樣子而且就只該是那個樣子，所以不准玩卡車。往左邊去則是妳愛玩卡車的話，妳可能不是女生而是跨性別者，應該要成為吃藥切奶動手術成為跨男呀。
真的是供三小，供三小啊。
片尾一連串的新聞證明卡巴特兒童事件不是個案，實際上除此之外還有一大把醫生也都犯下同樣的罪。就像紀錄片引用比較粗俗卻很傳神的發言所述，「有的人就是想射爆全世界」。
如同很多直面社會黑暗面的人會意識到，任何的漏洞都會有人去鑽，沒有洞都給你鑽一個洞出來。精生精事所描述的故事，正是當這種人是不孕症醫生時，就可以藉由職務之便，想辦法讓自己成為成吉思汗。
如果只有一件案子或許可以視之為特例，但這種案子一把又一把抓，我為了寫這篇心得查資料時，咕狗關鍵字下去是滿滿的類似案例，醫生的名字都不一樣。
事情來到這一步，已無疑是結構性問題。而這問題之糾結，不免令人意識到人性、權益、安全和多重權力關係傾軋在一起時，原本黑白分明的事實也會變得爭議重重。母親、孩子、醫生、精子提供者，法律、醫學，倫理，誰的那個權利或法益比較重要？
不同情境可能會產生不同判斷，而所有人的需求都互相擠壓。現實世界資源有限，這裡拿了一點那邊就會缺一塊，兩個看似相同的情況可能在細膩衡量後會出現不一樣的結論。活在現實社會裡我們就是得不斷的權衡什麼更重要，什麼又更值得投注心力保護，盡力判斷在有限的資源裡怎樣行動才最恰當。
理論上良好周延的法律規範可以避免此類問題，但遺憾的是我們都知道，法律本來就永遠追不上社會發展，特別是在這種理論與科技前緣之地。訂得太早太晚可能出事，人們往往只能在一連串悲劇與整個社會的持續對話中緩慢填洞。
於是就各方面而言，最理想的防範方式一直都是改變整個社會的氛圍與價值觀。當下半身赤裸的女性在診療台上時，非得要有一個很好的精神、社會、制度或管她什麼組合包的東西支持，才能讓她勇敢的向掌握權力的專家表示意見。
而我們想要的就是建立這樣的支持，一個適度平衡權力關係的支持。
只是我們也不免遺憾的發現，有時強勢的一方高興就忽略妳，不高興就要妳同理。以至於當講出嘿，也許我們應該踩一下煞車，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的聲音，又或者我們應該檢討一下、尋找更適合當下的理想可能性；都會被斥之為愚蠢和壓迫，然後一切還以人權與自由之名出發。
我只能說不是拿個好聽理由壞事就不算壞事，比如強暴治療不孕症的婦女讓她懷孕。
老實說這部紀錄片其實挺讓人不舒服的，很多時候都有種所有噁男的夢想都全部成真啦的感覺。故事最後還會發現，面對在權力關係不對等狀態下的受害事件，有時甚至慘到除了指責壞人確實很壞之外，很難尋得施力點獲得真正的平反。
畢竟當你想要全力打下去控訴時，就會發現這件事情在太糾結了，母親和孩子妳要傷哪一邊？但有時尷尬的是，犯罪者也許正是利用這種顧慮，胡搞她們的生命取樂。當然也或許他什麼都沒想，就只想射爆全世界，而我們的社會基於上述的那種顧慮，甚至還得包容這種人。
但，好吧，這世界反正就是斜的，我們也只能在看見每件覺得不對的事時盡量大叫然後反擊，保護更迫切需要幫助的那邊，不讓錯誤的事繼續錯下去。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