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邪惡是知名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出版於1963年的作品，描述她全程參與1961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法庭，納粹戰犯阿爾夫．艾希曼審判後提出的報告，以及相關背景介紹及因此而生的所思所想。和當時以色列檢察官企圖塑造（可能也是一般社會大眾「想」看見）的形象不同，在作者眼中的艾希曼，並非傳言中冷酷無情主導幾百萬猶太人步上死亡之旅的兇殘殺人魔。事實上正好相反，他看起來非常平凡，甚至像個傻裡傻氣的白目小市民……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落差？答案不只一個。首先以色列官方希望藉由如此這般的政治操作來引發有利於己輿論。加上此前紐倫堡大審時其他戰犯為了卸責，誇大了艾希曼的權力與影響，並將許多與其無關的事也歸咎於他。偏偏艾希曼本人又是個愛自誇說大話的人，結果最後就變成這樣。
所幸審判雖然程序上裡裡外外都有很多問題（其實應該說是亂七八糟的問題一大堆），但好在初審的法官仍尚稱公允也夠優秀，能儘量釐清艾希曼相關作為的實際責任。於是最終我們可以看見的是，這名當時運作猶太人相關事務的小官，雖然沒有決策權，但負責「調度」等工作的他，最終卻成為了滅絕猶太人工作的重要樞軸之一。
他沒親手殺過猶太人，也不討厭猶太人，卻也並非不知道自己在做的事代表什麼意義。他在「一切合法、依法行政，謝謝指教」的制度裡，愉快地為大屠殺貢獻一己之力。
上級叫他幹啥就幹啥，比起是否有人因他的作為而痛苦死去，能否升官加薪「成為社會棟樑」對他而言才是更值得在乎的事。他不蠢，可是他不思考、不在乎，只滿足於眼前工作所帶來的成就感，卻不省思那工作本身代表了什麼意義。
而在第三帝國裡，和他一樣的人多的是，甚至不僅限於德國而是幾乎遍及整個歐陸，只是並非每個人都和艾希曼一樣當時在幹那份工作，而且還盡全力做好。究竟是他比較特別，還是這世上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艾希曼？
他不特別殘虐，就是個想做好工作以換取優良社會評價的小市民。這樣的一個人是否能把自己對大屠殺的責任，全部推到當時的國家體制與元首命令上，儘管他其實可以離開那個職位，不做相關工作？
相關問題、特別是涉及道德倫理的部分，長年下來已經累積了大量的討論（而且如今外國法學上對這種權力體制底下的集體犯罪，已經有了許多細緻的理論，當然台灣實務還是科科狀態）而且如果不想讓重蹈覆轍，那思考相關的問題甚至為此苦惱便有其必要。
此外這場審判也讓人再度重視猶太人自身在這場大屠殺裡所做出的「貢獻」。事實上，真正讓納粹能夠如此順暢行事的，是猶太人自行組成的「猶太委員會」。艾希曼做為「猶太問題」的專家，每到一處便會召集當地「有權有勢」的猶太人，透過各種方式引導他們自行成立一個委員會（或者長老會，總之諸如此類的東西）。
透過他們發出、推行一連串的反猶措施，若有人不滿，便由這些猶太大老站在第一線為納粹護航、勸導。這群人為什麼會願意合作？或許是害怕不合作會被當場清算、又或是為了守護特權、並以為只要自己合作便可例外受豁免（其實最後大都沒有），甚至可能真的傻傻的相信這樣「對大家都好」。
總之由在地上流階層猶太人組成的委員會，扛起組織、辨認在地猶太人，然後送他們上路前往死亡集中營的一連串基礎工作。也因為出面的往往是當地本來就很有權威的人士，於是一般猶太人大多也乖乖聽話，甚至反而駁斥不同意見的反抗者是胡說八道（然後等到發現完蛋的時候，要跑已經來不及了）。
那為什麼當時的猶太人從上到下，竟然絕大多數都如此聽話？很多學者都企圖提出解答，但我卻忍不住覺得，答案或許是因為人們（是的不僅限於猶太人）總習於相信，政府（統治者、管理者）不會刷下限。
以為一切的壞事總有個盡頭，只要配合一下總活得下去，「忍得不夠久」、「還沒到極點」就翻桌反抗傷了和氣可不好啦（當然，這種人可不會考慮到那時候，自己還有沒有足夠力量與資源反抗的嚴肅問題）。但結果是什麼？納粹不但刷了下限還刷得很高興，這下限還低得不能再低，我是說羅馬尼亞政府除外（羅馬尼亞不但刷下限，還永遠跑在納粹前面，殺到連德國人都怕）。
當然納粹也不只在德國刷下限，而是拉著全歐陸有志一同大力刷下限。德國透過國家機器與法律程序（納粹的特色就是「一切合法」 <- 所以國家是真的可以一切都照法律程序來最後把你當雞管的），一步步剝奪猶太人的所有人權，最後送到位於波蘭的死亡集中營。
德國以外的佔領國、保護國與同盟國，也毫不吝惜地展現同流合污的一面。本作成書時代由於種種「大人的理由」，佔領國與當時仍在鐵幕內的東歐國家的戰時政府（和人民），與納粹合作的種種罪行都還未受到嚴格檢視（荷蘭除外，因為安妮的日記，該國在佔領期間的歷史很早就被翻過來又翻過去）。
但根據東尼．賈德的戰後歐洲六十年 卷四 新歐洲 舊歐洲1989~2005的終章敘述，戰後關於同流合污的狀況大都被隱匿起來（除非當初做得太誇張），檯面上不乾淨照樣當大官的人一堆。這狀況一直要到由新一代政治人物上台時才開始有所改善，更別提幾十年來形象良好的瑞士，也在九零年代的調查報告中大破功。
但誠如作者所言，即使在那樣一個殘酷的世界裡，還是有人堅持做好事，讓我們知道這世上還是值得活下去的。有三個國家以自己的方式「堅守原則」，分別是丹麥、義大利和保加利亞。事實也證明，當一個國家舉國上下硬起來反抗的時候，最後納粹往往不得不縮手、甚至被感化。
首先丹麥在戰時便是唯一沒有與納粹合作的「偽」政府的國家，而且是官方唯一直接反抗納粹反猶要求的國家。當納粹要求讓丹麥境內猶太人別上黃色臂章時（分別出猶太人的存在，向來是納粹滅絕計畫的第一步，接下來便是一步步進逼、緊縮其生活空間、權利、再來送集中營、最後進毒氣室），丹麥政府表示：那這樣我們國王會先戴，還有你逼我們施行反猶措施的話，官員全部辭職給你看喔。
面對這樣堅決的反應，最後縮的是德國政府。事實是丹麥全國上下共同的公民意識就是，把保護猶太人當作一個必須支持的政治議題（不分本國或者外國甚至無國籍難民 <- 反而還說就是無國籍你才不可以隨便帶走啊怎樣，本來是德國籍又怎樣，你旣然已經剝了他國籍那現在就不是你的人了啊科科）。
到了1943年德國已開始顯露敗象時，丹麥工人乾脆搞罷工不維修德國船隻，導致德軍開始戒嚴。此時納粹高層希姆萊認定，趁著戒嚴正是滅絕丹麥猶太人的好機會。結果他們低估了善良同化人心的能力，事實上不但丹麥人還是拒不合作，連德軍自己原先派駐丹麥的將領都跟著反抗、不合作。
就算納粹派出「好用的人才」到丹麥去，結果去了也沒多少用處。因為當地根本找不到願意出面合作的「猶太委員會」，沒有當地人合作、在上至國王，下至平民百姓人人勇於藏匿猶太人的情況下，外來者又有多少皮條？
而當德軍決定放出「我要一間一間進屋裡去搜」的大決時，已經融化在丹麥民氣裡的德國官員，不但間接走漏消息給當地猶太人領袖，還在行動執行前晚臨時劃線：嗯，搜查可以啊，但不可以「闖」進人家公寓喔，不然……德軍不會想跟丹麥警察摃上吧？
於是最後整場搜查行動中只要不開門的猶太人都沒被抓走。只有447位比較窮或十分老邁的猶太人，因不知情或搞不清楚狀況被抓。這些人也在丹麥的強烈要求下，被送往當時保留給猶太權貴的樣版集中營「特瑞辛集中營」。同時丹麥還不斷對其待遇提出「大驚小怪」的意見，於是這477人最終只有48人死於該集中營，考慮到其中有許多高齡者，就可以察覺這數字離恐怖是有段距離的。
那如果丹麥人是以很硬頸的牛脾氣保護猶太人（上述提到的只是其作為的一部分），義大利人就是以其經典的散漫習性來做。對納粹要求的反猶措施，義大利官員的表示是：「好呀，當然沒問題！」然後過一陣子這些嚴謹的德國人就會發現……沒問題才怪，問題可大了。但如果真的要開始追究，就會面臨到義大利式的跳針、跳針、再跳針，總之義大利官員藉口一大堆，跳針到德國人抓狂崩潰。
首先墨索里尼被迫提出反猶措施時，對於其他國家都名額有限的「豁免類別」，他卻開了個「只要你家有人是法西斯黨成員，就可以豁免喲」的類別。當時在義大利法西斯已經是發展了整整二十年的全民運動。不管是義大利人還是猶太人，家裡要找不到任何一個法西斯黨人還比較難，所以……
而且猶太人在義大利完全是一個同化到不能再同化的狀況（只能說不愧是義大利），所以義大利籍的猶太人根本不被排斥（連反猶組織的秘書都是猶太人……實在不得不佩服義大利人差不多先生的程度，真的）。那非義大利籍的猶太難民呢？呃，由於義大利人有忍不住站到他們覺得比較可憐的那一邊的天性（喂）所以還是沒有義大利官員想要硬起來「處理」他們，一真碰上就是一直縮。
和丹麥人把這當政治事務與公民責任不同，義大利人是稟著良知與道德，認定不人道的事他們不想幹。於是當納粹企圖展現效率的同時，就會開始發生種種搞笑情節，比如把難民關進集中營，沒問題好我們關了，只是猶太人在裡面是安然度日這樣。
甚至在義大利佔領區內的猶太難民，在義軍被迫撤走時，也會很理所當然的快速跑光光。於是當德軍很努力衝到據稱是猶太人窩藏的地點時，通常只能看見風。甚至當義大利軍隊要從希臘佔領區跑路時，還帶著當地的猶太難民一起落跑回國，是因為他們央求義軍帶他們逃命（留下來的話，希臘人可狠的了囧）。
總之一整個就是：抓猶太人是什麼很重要的事嗎？我不覺得啦，反猶是什麼可以拌義大利麵嗎？猶太人不是早就和我們一家親了嗎？我還認識很多猶太法西斯人呢！靠夭我們可是正統的義大利法西斯份子，為什麼要聽你們的話？納粹了不起啊！
到了後期義大利北部被德軍佔領，德國官員派德國警察親自動手，首先要抓全羅馬的猶太人時，還因為義大利老法西斯黨人提前爆料，八千人逃走了七千人……這還不提在義大利的跳針式人道主義衝擊下，最後納粹也縮了，義大利的猶太人就算被抓起來，也是送到位於義大利本地的集中營，進行義大利版的「最終方案」，也就是「住在那裡」。
雖說義大利猶太人在戰爭最末期、納粹開始狗急跳牆時還是有遭逢不幸（被送往東歐），但佔總數一成以下。而且事實也證明，當你就是找不到當地人來合作時，德軍再狠也沒辦法順利進行大屠殺。
那倘若把當地沒有反猶情節，而且該國在德軍（希特勒）眼中的地位較為不同，當作丹麥和義大利幫助猶太人「沒有那麼偉大」的好理由，那用在保加利亞上就說不過去了。位於東歐、籠罩在德軍強烈壓力下、甚至國內也有反猶情節的多民族國家保加利亞，其人民卻還是硬起來保護猶太人。
事實是早在希特勒下令前保加利亞便主動施行反猶法律（只是那規定寬大到納粹眼神死這樣）。雖然德國的軍事行動也擴大了保加利亞的領土，所以當地人也沒有理由討厭納粹，但事實是他們就是不讓納粹驅逐或殺害本國猶太人（西歐或許可以辯解不知道最終解決方案是啥，但在東歐這是公開的秘密）。
理由到底是什麼我們不清楚，但很可能意外單純的就只是因為「我很討厭猶太人啊，可是這跟你要把他們這樣那樣是兩回事吧！」於是這樣的兩回事，讓保加利亞的反猶法律寬大到有如難以撈魚的魚網。
而納粹要求進一步限制時，他們不斷拖拖拉拉。等到終於不得不命令猶太人戴上黃色的大衛之星臂章時，卻只在臂章上印了個超小的星星，而且猶太人根本沒人戴。甚至其他民族的保加利亞人還很同情猶太人，認為是因為臂章做太醜所以他們才不想戴 ~（竟然把人家引以為傲的大衛之星印那麼小，是我也不戴啊！）
而等到保加利亞政府頂不住德國壓力，決定把住在城市的猶太人驅逐到農村去（其實這樣反而會增加納粹作業的困難度，因為分布會變得更擴散 <- 嗯？明明是你叫我要驅逐的）反而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的鄉民直接爆氣。
怎麼可以這樣強迫人家離開自己的家呢！
這群首都鄉民們不但包圍火車站不讓猶太市民被這樣惡意送走，彷彿還嫌不夠，破壞了驅逐計畫後鄉民們還跑去國王宮殿前示威抗議！這點也導致納粹（可能）以為保加利亞國王故意保護猶太人，並執行了暗殺計畫……
我們不知道國王的死有沒有激化鄉民，只知道之後保加利亞的國會與人民繼續堅持守護猶太人，不執行任何驅逐計畫（就算是送到無害的地方），那怕計畫訂好了但照樣不執行。而且納粹代表也找不到蘇菲亞的首席拉比來當猶大羊組送死委員會，因為他當時被藏在東正教教堂裡，人家神父還公開表示：「猶太人的命運由神決定，人沒有權利迫害或折磨猶太人」。
於是在舉國上下的不合作運動下，保加利亞的猶太人沒因為納粹而死傷一個人，這在巴爾幹半島、在東歐都是個驚人的異數（考慮到猶太人即使在戰後的境遇照樣慘到極點）。
事實證明無論在那裡、是什麼情況，如果有夠多的人展現決心抵抗惡行，那惡行便不那麼容易得逞。甚至還可以反過來影響那些原先是來幹壞事的人，是的，駐保加利亞的德國官員也被感化了。
（作者也提及這讓人聯想起1933年2月27日柏林大會的縱火案，保加利亞共產黨員季米特洛夫當時正好在德國，於是納粹便指控他是幕後指使者。此案由最高法院審理時，戈林在法庭中與之對質，而他對戈林的提問方式，就好像這場訴訟由自己主掌一般。也多虧他，最後除了盧貝以外，所有被告都被宣判無罪，這件事為季米特洛夫贏得全世界的讚譽，即使在德國也不例外。當時許多人都說：「德國還剩下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他來自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人超強的啦 ~）
以上的種種事跡告訴我們，集體的屈服總顯得那般「合理且無可奈何」，甚至還有不少人犬儒地認為那是比較明智的決定。但事實是對抗邪惡不但沒有那麼難，「竟然」沒有那麼難，而且有效且未付出龐大犧牲。是不是如果人類都開始學著明白，在事情不對勁的第一時間跳出來反抗，那許多悲劇便不會發生？
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這本書是一場審判的報告，作者詳實地描述她所看見的事實，在贊同其中論點的同時，也尖銳地提出批評、質疑（這場審判中堪稱嚴重的程序問題，也令讀者不禁以後見之明，察覺了以色列如何成為一個窮兵黷武、反過來成為加害者的殘忍國家的蛛絲馬跡）。
但誠如後記所述，本書終究沒有「結論」，而這也不是作者的打算。雖然提出了「邪惡的平庸性」這樣的概念，但對她而言這只是一個思考的起點，而深刻地思考相關問題也正是她希望能夠觸發的事。因為唯有夠多的人認真「思考」猶太大屠殺裡裡外外各層面各領域的問題，才是避免重演悲劇的真正關鍵。
戰後歐洲六十年 全系列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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